情況分析 力量對比
研究應該怎樣分析當前情況的問題，也就是應該怎樣確定力量對比的各種水平的問題，能夠有助於說明作為一套研究和專門觀察的實際方法的政治學和政治藝術的基礎，而研究和專門觀察的實際方法有助於喚起對具體現實的興趣和有助於發展比較正確的和比較細緻的政治直覺。同時應該說明需要怎樣理解政治中的戰略和策略，戰略「計劃」，宣傳和鼓動，組織，也就是有關政治組織和行政的科學。
通常毫無條理地分散在論述政治學的一些著作中的從實踐中取得的觀察資料(蓋‧莫斯卡[1]的著作《政治學要素》可以做為這方面的例子)應該——因為它們不是抽象的，而且不無可靠的根據——在確定力量對比的各種水平時佔有相當的地位。應該從國際力量對比開始(這裏應該考慮所有有關確定大國的問題，有關一些國家加入統治集團問題，有關涉及小國和中等國家限度內的獨立和主權概念問題的著作)，然後轉入客觀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轉入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再轉入政治關係，黨派之間的關係(關於掌握國家領導權的政治集團的問題)，最後，轉入直接的政治關係(也就是與戰爭有潛在關係的關係)。
國際關係的發展在主要的社會關係發展之先，還是它們的發展在邏輯上隨著後者呢？毫無疑問，前者是隨著後者的。經濟基礎每次根本更新就要引起國際舞台上力量對比的絕對的和相對的根本改變，這表現在技術和軍事方面。甚至一個民族國家地理位置的改變也不會預定經濟基礎的改變，而且其本身就是後者改變的邏輯結果；同時，這種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後者的改變——其程度正如上層建築影響經濟基礎，政治影響經濟等等。另一方面，國際關係對政治關係，對與各黨領導權相聯繫的關係起著消極的和積極的影響。一個國家的直接經濟生活從屬於國際關係的程度越大，那麼它反映在利用這種情況防止敵對政黨取得優勢的一定政黨的活動上的程度也就越大(可以回憶一下尼蒂[2]關於「意大利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那篇有名的講話！)。從這類事實出發，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往往所謂「外國人的黨」根本不是這種名稱極其庸俗的黨，而恰好是最富有民族主義精神的黨，因為除了它是本國生命力的代表者以外，在它的活動中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著這個國度在經濟上依賴和從屬於這個或那個佔霸權地位的國家或國家集團的事實[3]。
為了正確地分析那些在一定歷史時期中起作用的力量，以及為了認清存在於它們之間的關係，必須正確地提出和解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對比關係的問題。這時應該遵守兩項原則︰(1) 如果解決任務所必須的現實條件還沒有，或者最低限度這些條件尚未處於發展和形成階段的話，任何一個社會也不會給自己提出這些任務；(2) 任何一個社會在它的各種關係內部所具有的一切生活形式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以前是不會死亡的，也不能被其他社會所代替[4]。從這兩項基本原則出發，可以制定出一系列屬於歷史方法論方面的其他原則。
同時，在研究經濟基礎的時候，必須區別有機的運動(也就是比較連續的)與那些可以稱為「一時的」運動(後者具有偶然的、表面的性質，並且幾乎是突然地發生的)。當然，甚至這種一時的運動也以有機的運動為轉移，但是它們沒有很大的歷史意義，因為它們所造成的是瑣碎的、應急的、涉及到個別的不大的統治集團和直接授予權力的人物的政治批評。具有有機性質的過程，則造成具有社會—歷史意義的批評；這種批評包括大的社會集團，並且遠遠超出對個別的直接授權與權力的人物和一般統治人物批評的範圍。
在研究某一歷史時期的時候，就會顯露出這種區別的巨大重要性。我們會發展存在著有時是延續幾十年的危機。危機的這種非比尋常的延續性表明在經濟基礎上開始出現了(成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為了保持和維護這種經濟基礎而活動的政治力量卻致力於在某種程度上調和並克服這些矛盾。這些頑強而不斷活動的力量(因為任何一個社會形式永遠也不肯承認它已過時)，構成那個可以使對抗的力量組織起來的「偶然的」基礎。這些對抗的力量努力證明已經存在必要的和充分的條件，能使一定的歷史任務可以而且應該歷史地得到解決︰它們之所以應該得到解決是因為任何對歷史義務的不執行都會加劇必不可免的混亂，並將造成更為嚴重的災難。(這種證明歸根結底只有在確立了新的現實，只有在這些對抗的力量贏得勝利的場合下才是有成效和「真實的」，但是在初期它爭取意識形態的、宗教的、哲學的、政治的、法律的和其他的論戰衝突的形式。而這些論戰的具體意義以它們的影響的力量以及它們在以前存在的社會力量配置中所能夠引起的變革的程度為定)。
在進行歷史—政治的分析的時候，往往會陷入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就是不能在那個有機的東西與偶然的東西之間找到正確的對比關係︰把那些間接發生影響的原因提出來做為產生直接影響的原因，要麼就是肯定產生直接影響的原因是唯一起作用的原因。在一種場合下表現出「經濟主義」或學究式空論所固有的極端；在另一種場合下表現出「觀念論」所固有的極端。在第一種場合下過高估價了機械的原因，在第二種場合下則讚揚了唯意志論的因素和個人的意義。在任何一種局勢下，都必須區別「有機的」和「一時的」或偶然的運動和現象；不僅在那些具有後退及嚴重危機特點的局勢下，而且也要在那些以進步的發展和繁榮為特點的以及那些以生產力停滯為特點的局勢下。難於準確地判定兩種運動之間的辯證的聯繫並在研究中把這種聯繫表示出來；如果發生在歷史編纂學上的錯誤是嚴重的話，那麼在政治藝術上這種錯誤的性質就更為嚴重，因為這裏的問題不是恢復過去的歷史，而是創造現在和未來的歷史[5]︰自己的願望和自己的卑鄙的私欲是造成這種錯誤的原因，因為它們代替了客觀的和不偏不倚的分析。這種代替本身並不是有意識地在進行著，以便利用它做為鼓勵行動的「手段」，而是自欺的結果。在這種場合下，蛇也同樣會咬玩蛇者，換句話說，蠱惑家將成為自己蠱惑行動的第一個犧牲品。
這些方法論標準在運用到研究具體歷史事實的時候，其意義連同它們的全部明顯的教育作用可以充分地被揭示出來。把這一點運用到1789年到1870年這一時期法國歷史中的事件是有益處的。根據我的觀點，為了敘述待更為清楚，必須對整個這一段時期加以考察。在事實上，僅僅在1870-1871年，由於公社的一些創舉，1789年所發生的一切就歷史地得到了解決；為了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新興階級不僅擊敗了不肯承認自己已經完全過時的舊社會的代表，而且也擊敗了認為由於開始於1789年的事件而產生的新的基礎已經陳舊了的最新的社會集團，從而新興階級向舊的階級和最新的社會集團表明了自己的生命力。此外，從1870-1871年開始，實際上產生於1789年，並且由於1848年革命而在理論上發展了的那一整套政治戰略和策略原則，也就是那些歸結為「不斷革命」[6]的公式的那些原則就失掉了效力。(考察一下，在瑪志尼的戰略中，例如由於1853年米蘭暴動，利用這一理論的程度，以及是否有意識地加以利用，是很有意思的)。下面的事實證明了這種意見的正確性︰歷史家在確定構成法國革命的全部事件的界限時，彼此的看法是極不一致的(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些人(例如，薩爾威米尼)認為革命完成於瓦爾美的勝利︰法蘭西建立了新的國家並且組織了軍事—政治力量，以確立和捍衛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權。另外一些人則斷言革命一直延續到熱月政變；他們甚至談到有過幾次革命(例如8月10日是一次獨立的革命等等)[7]。
在事實上，僅僅隨著第三共和國的建立，1789年以後發展起來的法國社會制度的內部矛盾才相對地減弱了，並且在近六十年，法國的政治局勢在八十年以來以越來越廣泛的浪潮展開的暴發般的改革——1789，1794，1799，1804，1815，1830，1848，1870年的事件以後，始終是穩定的。恰好對這些規模不同的「浪潮」加以研究，就能使我們一方面認清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相互關係，另一方面，認清在一定基礎範圍內發生的有機的和一時的運動發展的相互關係。同時可以說，在不斷革命的歷史—政治公式中，包含著本文開頭所提出的兩個方法論上的原則之間的辯證的相互聯繫。
這一問題的另一方面是關於所謂力量對比的問題。在歷史的著作中常常遇到這種一般的說法︰「有利於(或不利於)某種趨向的力量對比」。這種說法在這樣抽象的形式中並沒有或者幾乎沒有說明甚麼，因為一切僅僅歸結為某一件需要說明的事要考察兩次︰一次做為事實，另一次做為抽象的規律，做為說明的本身。因而這裏的理論錯誤在於研究和說明的原則變為歷史事件的「原因」。
同時，在考察「力量對比」的時候，應該分出這個對比中的各種不同的因素或階段，其中主要的是︰
(1) 與基礎密切聯繫著的社會力量之間的關係，客觀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可以用精確科學或技術科學所能達到的準確度計量出來的。物質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與它相適應的社會集團存在的基礎，這些集團之中的每個集團都在生產中執行一定的職能並佔據一定的地位。這些關係是本來有的關係，這是不可改易的現實︰任何一個人也不能改變企業的數目和其中的工作人員的數目，都市的數目和城市居民的數目等等。這些做為基礎的關係使得我們能確定，在社會中是否存在著改造這個社會所必須的、充分的條件，也就是使得我們能確定在這些關係的基礎上，由於這些關係在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而發生的這個或那個思想體系，能夠真正實現和實際實現的程度。
(2) 下一階段是政治力量的對比，也就是對於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所達到的團結、自覺和組織性的程度的估計。在這些方面也可以分出各種不同的階段而加以分析，這些階段符合在這以前存在於歷史上的集體政治覺悟發展的各種不同水平。集體政治覺悟的第一個和最基本的階段是經濟—團體階段︰商人認為他應該同其他的商人團結，工廠主認為他應該同其他的工廠主團結以及諸如此類的認識。但是商人還沒有感覺到自己應該同工廠主團結。由此可見，同業集團已經認識到同業間的團結一致和建立這種團結的必要性，但是更為廣大的社會集團還沒有達到這一點。到了第二個階段就確立了社會集團所有成員的為了共同利益而團結的認識，但仍限於在純粹經濟的方面。在這個階段上就已經提出了關於國家的問題，但暫時僅僅是從與統治集團達到政治—法律平等的觀點出發；這個社會集團所爭取的是參加立法和行政管理的權利，甚至在這些方面實行改變和改良的權利，但是，當然不破壞現存制度的基礎。隨著第三個階段以來的認識，是團體的利益本身由於它們的發展在目前和將來要超出團體的範圍，要超出純粹經濟團體的範圍並且能夠而且應該成為其他的從屬集團的利益。這一階段主要具有政治性質並且標示著表現得很顯明的經濟基礎向複雜的上層建築的範圍的過渡。在這一階段上，以前產生的一些意識形態變成了「黨」，彼此衝突著，加入了鬥爭，這項鬥爭一直延長到這些意識形態之一(或最低限度這些意識形態的聯合之一)開始成為主導的並努力成為政治的，普及於整個社會舞台，從而，除了確立經濟的和政治的任務的統一以外，還建立了精神的和道德的統一，而且不是在團體範圍內而是在「普遍的」範圍內提出一切圍繞著進行劇烈鬥爭的問題，因而造成主要社會集團對其他許多從屬集團的領導權。當然，在這一階段上，國家被看做一個屬於一定社會集團的機構，其使命是創造有利於這個社會集團最大限度發展並最大限度傳播它的影響的條件。但是這一集團的發展和它的影響的傳播被看做是普遍發展的動力，各種「民族」潛力發展的動力，也就是佔優勢的集團的利益具體地同從屬集團的一般利益結合起來。這時國家的生活被看做是一種過程，其結果經常組成統治集團利益與從屬集團利益之間的不穩固的平衡的體系，同時這種平衡的體系會經常在法律範圍內打破。在這種平衡的體系中，統治集團的利益佔著優勢，但僅僅到一定界限，也就是不能足以充分滿足小的經濟團體的利益那種限度。
在歷史的現實裏，這些階段可以說是在縱橫地互相交織著，也就是根據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橫的)以及根據領土(縱的)以各種不同方式結合著和分離著，同時每一個這樣的聯合可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有自己的組織上定型的表現。必須考慮到，同這些存在於民族國家內部關係交織著國際關係，結果就產生新的獨特的和歷史地具體的聯合。產生於比較發展的國家裏的意識形態在那些發展差一些的國家裏傳播著，把這些地方的聯合吸引到活動裏來。這種民族力量與國際力量之間的對比更由於每個國家中都存在著許多具有特殊經濟結構和在所有發展階段上具有特殊關係的地區而複雜起來︰萬第郡就是這種情況的例子，它是國際反動勢力的同盟者並且在法國統一的領土內部代表了這些勢力；里昂也是同樣，在法國革命時期，這裏的力量對比代表了矛盾的特殊的焦點等等。
(3) 第三階段——時時直接取得決定意義的軍事力量的對比(歷史的發展表現在經常搖擺於第一與第三階段之間，其聯繫環節是第二階段)。但是這一階段也不是甚麼整個的、清一色的、直接具有公式形式的︰甚至在它裏面也可以分出兩個因素來——軍事的(狹義的)或軍事—技術關係的因素和可以稱為軍事—政治的因素。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這兩個因素以最多樣化的聯合姿態出現。存在於這個或那個國家與努力取得國家獨立的民族之間的軍事從屬關係，是可以做為典範的典型例子。這些關係所具有的性質不是純粹軍事性質的，這是一些軍事—政治關係。而且在事實上，假使從屬國家的人民沒有在社會方面被分離開，假使他們的大多數不是消極的，那麼這種從屬關係就無法說明；因此不能只借助一種軍事力量就能取得獨立地位——為了取得這種獨立地位需要軍事和軍事—政治的力量。的確，假使處於從屬地位的民族為了開始爭取獨立的鬥爭，不得不等待居於領導地位的國家許可它在狹隘技術的意義上建立自己的軍隊，那麼，這就要等待很長的時間。(可能產生這種情況，即居於領導地位的國家將會滿足建立自己軍隊的要求，但這只是證明了大部分鬥爭已經過去了，並且已在軍事—政治方面取得勝利)。由此可知，處於從屬地位的民族在初期僅僅以「軍事—政治的」力量來對抗居於領導地位的國家的軍事力量，換句話說，就是用一些政治行動來對抗，而這些政治行動可以制約軍事性質的現象，這是指它們首先能夠引起居於領導地位的民族內部軍事力量的深刻解體，其次能夠逼使居於領導地位的國家的軍事力量在廣闊的領土上延展散開，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它們的戰鬥力而言。可以這樣說，在意大利第一次復興時期(即黎沙治孟多時期)，由於缺少軍事—政治領導，曾產生了致命的後果，特別是對於行動黨來說是這樣(這是因為它根本無能領導)，但是對於皮埃蒙特的溫和派的黨[8](在1848年以前和1848年以後)也是這樣。當然，這個黨缺少這種領導並不是因為無能，而是由於「政治經濟的馬爾薩斯主義」，換句話說，由於這個黨對於可能實現土地改革的問題連聽也不想聽，而且也不想召開國家立憲會議。它只是力圖不要人民方面的任何條件和限制，僅僅根據國內個別地區全民投票結果所通過的簡單決議，而把皮蒙特的君主制度推廣到全意大利。
同上面所考察的一些問題相聯繫的還有一個問題，經濟危機是不是造成深刻的歷史危機的直接原因。在前面的札記裏已經含蓄地包含著對這一問題的答覆。在那裏也考察同一個問題，但只是從其他方面；同時經常必須從教學方法的理由出發和考慮，讀者的特殊部分從各方面來考察同一個問題，每一方面就好像一個新的和獨立的問題。
可以肯定地講，經濟危機本身不能直接造成主要的歷史事件；它們只能創造比較有利的基礎，以傳佈一定的思維方法、提出和解決那些包括國家生活發展整個下一過程的問題的方法。同時，任何一種涉及危機時期和繁榮時期問題的論斷，都會成為片面評價的理由。馬提亞在自己的關於法國革命的歷史評論中，與傳統的庸俗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先天地「發現」存在著與社會平衡體系的破壞同時發生的經濟危機)相反，斷定截至1789年國內經濟情況十分良好。因此，不能說甚麼專制國家的崩潰是毀滅性的危機所引起的。應該指出，當時國家處於慘重的財政危機的魔掌下，因而產生了一個問題︰兩個特權社會等級之中哪一個等級應該犧牲和吃苦以便整頓國家和王國的財政。此外，儘管資產階級在經濟方面繁榮了，城市和鄉村的人民群眾卻陷入了窘困的地步，特別是在那些被普遍的貧窮弄得衰敗不堪的城市和鄉村裏。無論如何，社會力量平衡的破壞並不是一心想消滅這種平衡，並且當真消滅了它的那一個社會集團貧窮化的直接、自動產生的後果。這種平衡是在一些衝突中消滅的；這些衝突發生在經濟本身的領域之上，這些衝突是與階級的「威望」（也就是由於爭取自己的未來的經濟利益）相聯繫的，與爭取獨立、自主和權力的日益加深的願望有關聯的。
做為產生新的歷史現實的經濟衰朽或繁榮的特殊問題，僅僅構成力量在它們的各種不同階段上的對比問題的一個方面。新的歷史現實既可以因為敵對集團的小氣的利己主義威脅著經濟的繁榮而產生，也可以因為經濟已經衰朽不堪而且沒有一種舊的社會力量能夠減弱這種衰朽過程並借助於法律手段以恢復正常狀態而產生。於是，可以說，所有這些因素都是籠罩著社會力量關係向政治力量的關係，隨後向頂點——起決定作用的軍事力量的關係的過渡。
假使這個過程在自己的發展中沒有經過上述階段，而且假使在實質上這個過程的倡導者和體現者只不過是一些個別人，他們的意志和能力，那麼情況依然不變。同時也可能產生兩種相反的結果︰要麼就是舊的社會從肉體上消滅敵對集團的傑出人物，並對成為這個集團的後備軍的群眾採取恐怖手段，而得以保存自己並保證自己有一段「喘息」的時期，要麼就是鬥爭著的力量彼此消滅掉而出現一個死氣沈沈的寂靜局面，這種局面也許將用外國人的刺刀來維護著。
對於力量對比做任何具體分析的時候，所應該提出的最重要的意見，歸結為一點，就是這種分析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成為目的本身（至少對那不寫以往歷史的人來說是這樣），並且只有在它成為實踐活動和目的明確的創舉的根據的時候，它才具有意義。這樣的分析能夠查明阻力最小的地點，在這些地點運用目的明確的行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果；有助於實行具體策略的運用；表明怎樣才能最妥善地組織政治宣傳，甚麼樣的語言是群眾最理解的等等。在任何情況下，決定的因素總是經常起作用的、組織好的和預先準備好的力量，在認清情況有利於此的時候，可以把這種力量推向前進（其所以有利是因為有這種力量存在而且它具有戰鬥精神）；因此，主要的任務在於一貫地和耐心地形成並發展這種力量，使得它越來越鞏固，越團結，越了解自己的本質和自己的作用。全部戰史和在任何時代都表現出來的那種使軍隊準備隨時作戰的關心表明了這一點。大國之所以是大國就是因為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準備好有效地去干預對他們有利的國際事件，而這些事件之所以對他們有利，也正因為這些國家有具體的可能性來有效地干預它們。
[4] 「無論哪一個社會的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9頁)。
[5] 考察「力量對比」時，不注意直接政治關係的因素這一事實，是同庸俗—自由的觀點的特性相聯繫的︰工團主義也是它的這種表現，即認為自己是一種較先進的理論，儘管在實際上它是倒退了一步。在事實上，認為採取黨的組織的各種形式(讀報、議會和地方選舉，狹義的群眾性的黨和工會組織)的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的庸俗—自由的觀點，同工團主義相比是較先進的，因為後者認為主要的社會經濟關係而且僅僅這些關係具有頭等意義。庸俗—自由的觀點在隱蔽的形式中也同樣重視這些關係(從許多症候可以看出這一點來)，但是它更多注意的是那些表現了並在事實上在自己身上體現了其他關係的政治關係。這些庸俗—自由的觀點的特性可以在一系列的著作中看到，正如有些人肯定，這些著作是同實踐哲學相聯繫的並且產生了幼稚的樂觀主義形式以及形形色色的荒誕的東西。
引起最深刻的意見分歧的是對於熱月政變和拿破崙活動的評價問題︰這裏應該不應該談到革命或反革命的問題？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革命一直延續到1830，到1848，到1870年或者甚至到1914年世界大戰，在所有這些觀點中都有部分真理。
[8] 溫和派(或自由派)——19世紀40年代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中資產階級帝制派右翼的擁護者。溫和派力圖不使運動變成人民的革命，主張通過朝代戰爭和外交協定「從上面」解放意大利。大多數溫和派力圖在皮蒙特君主制度的庇護下統一意大利。——俄文版編者
行動黨——1855年瑪志尼創立的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治組織。行動黨的擁護者堅持在人民群眾運動和建立共和國的基礎上「從下面」統一意大利的綱領。意大利統一後，行動黨解散了，後來，它的一部分擁護者組成了共和黨。葛蘭西以「行動黨」一語表示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中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俄文版編者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