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富里迪，《恐懼的政治》，江蘇人民，頁110-127，用字經過修飾。
第7章 恐懼的政治
政治目標缺席，對於未來缺乏清晰把握，這一切不斷刺激著名為恐懼保守主義的文化情感。在公共生活中，這種情感常常被體驗為恐懼的政治。一個陣營的政客們公開指責其對手實踐這樣的政治，這在最近幾年來已相當普遍。
「恐懼的政治」一詞包含著這樣的暗示︰政治家正有意識地操縱民眾的焦慮感以實現其目標。無疑，他們將恐懼視作爭取公眾傾聽其訊息的重要資源。要破壞對手的基礎，贏得選民的默許，恐嚇戰術有時相當奏效。然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恐懼的政治不僅僅是對公眾意見的操縱，它是一種可以自我合理化的力量。儘管如此，政治精英、公眾人物、部分媒體和社會運動者都應為使用恐懼推進其議程承擔罪責。
恐懼政治的評論總是將這種現象視為一個孤立的潮流，並因此忽視它是時下流行的政治衰竭感無可避免之後果。一種宿命論的感受與對未來的焦慮共存，讓公眾因不確定而感到不安。比如說，當新聞試圖阻止一個潛在的有力革新時，往往會使用「從瓶子裏放出了妖魔」這表達憂慮的鮮明形象。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那些平日忙於促銷恐懼的職業政治家本人，也很容易會被恐懼壓倒。正如前一章已經提到，一個孤立的精英階層缺乏凝聚力和目標感。當精英階層遭遇其內在的混亂，它就會表現出一種失去方向的、防禦性的感覺。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自身焦慮會通過恐懼的術語在公眾面前出現。恐懼的政治被正確地視為一套操縱計劃，其目標是阻礙公眾的反對意見。不錯，但它同時也是一種禱文，隔絕的精英階層以這種禱文回應公眾。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恐懼的政治的魅力之一，是它為其執行者解除了闡釋真實立場的責任。
作為公共論述的通貨
近年關於恐懼政治的討論日多，因為人們相信它在後9‧11時代已成為公共生活的特徵。大多數評論員將它和小布殊政府的管治方式聯繫起來，當中許多人將小布殊再次當選歸因於這種政治對美國選民造成衝擊。對小布殊的主要指責是︰恐懼已成為他優先選擇的武器，自從9‧11以來他一直在系統地操控公眾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並用以強化其政府的權威。許多隨之而來對公民權利的限制，例如9‧11之後的愛國者法案，據指就是一種恐懼統治潮流的症狀。一位學術界的批評家如此寫道︰「自從9‧11以來，恐懼政治已成為控制這個國家的政治/企業精英的交叉點」，並且「它已經成為布殊政府的巨大力量」[1]。對於某些觀察者來說，布殊贏得2004年11月大選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了恐懼政治不可思議的威力，一份網絡出版物《改變網絡》的編輯警告道︰「越來越明顯，由布殊政府緊隨着一連串國家創傷之後大力推廣的恐懼氣氛已經有了廣泛的影響」[2]。2004年大選之後，政治對手們將布殊幾乎每一個措施都習慣性描述為恐懼政治的範例。在2005年1月，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表示，布殊的社會安全政策是利用恐懼政治強加推行。
在英國，貝理雅政府常常成為這一類非難的靶心。例如，當他在2004年11月向議會開出一串法律法規清單時，這種指控就瞄準了他。當時的內政大臣大衛‧布朗奇(David Blunkett)回應︰「這不是恐懼的政治的問題，而是採取明智的、常識性的手段來保護人民的問題。」[3]儘管許多新工黨的支持者普遍認可這一指責的內容，但他們指出，即使他們不這樣做，其他人也會這樣做的。有報導稱，一位重要政府支持者曾這樣評論布朗奇的清單︰「要是工黨不操控恐懼的政治，那工黨就會被恐懼的政治操控。」[4]
2005年英國大選活動前的幾個月，評論員採納恐懼的政治作為框架，以此解釋每一件事。「恐懼的政治正在這片土地上昂首闊步」，倫敦經濟學院政治學家東尼‧查維斯(Tony Travers)指出。這一觀點得到牛津大學的蓋伊‧古溫—吉爾(Guy Goodwin-Gill)呼應。古溫—吉爾宣稱︰「政治家相信，恐懼與焦慮是贏得選票的方法。」[5]在選舉結果公佈前幾天，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溫‧威廉斯(Rowan Williams)博士發出公開信，要求所有黨派停止推行受恐懼驅使的政治。大主教表示︰「儘管有着最善好的意圖，選舉活動還是有可能迅速轉變為一場看誰能最有效地恐嚇投票者的競賽」[6]。在整個選舉過程中，候選人互相指責對方大打恐懼牌，政治和恐懼之間的緊密聯繫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
關注恐懼政治的評論員傾向視反恐戰爭為恐懼政治的發動機，他們認為對恐怖主義的恐懼無可置疑地激起強烈的焦慮。但我們不能忘記，將恐怖主義的恐懼政治化並不是新事物。即使在9‧11之前，政府也無法抗拒打出恐懼牌的誘惑。關於「災難性恐怖主義」和「大殺傷力武器」的推測在1990年代就很流行了。正是前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在1998年5月任命了一位負責國家安全、基礎設施保護和反恐怖主義的協調人，其目的是「動員我們全部的資源，以快速有效地施加影響」。1998年11月，一群對外政策專家聲稱︰「自從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現在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大殺傷力武器威脅前所未有。」[7]
在1990年代後期，推廣災難性恐怖主義行動的恐懼已得到各種政治與特殊利益團體的歡迎。9‧11之前數星期，英國政府的前首席科學顧問威廉‧西華特(Sir William Steward)爵士警告，新工黨政府在處理口蹄疫爆發時的困難，暴露了英國在未來面臨任何生物戰威脅時將是如何脆弱。[8]他是如此輕易地從一次英國畜牧業危機跳到生物戰的幽靈，這突顯了恐懼在今天政治資源中的特別地位。
自9‧11以來，政治家、企業、倡議組織和特殊利益團體設法通過操縱公眾對恐怖活動的焦慮，以推進其狹隘的議程。似乎所有人都認為︰打着安全的幌子提出其論點或要求，就更有可能獲得聆聽聽或採納的機會。商業機構早已有系統地利用公眾對國土安全的關注來贏得公共援助和施捨。而弔詭的是，對大型商業機構的批評也採用同樣手法——許多環保運動分子已開始將他們傳統的警示運動與公眾對恐怖襲擊的恐懼扯上關係。美國著名的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人士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提出警告，如果一架飛機撞擊一座核電站，由此造成的輻射污染「面積如賓夕法尼亞州那麼大」。但最有想像力的故事情節也許來自世界觀察協會(Worldwatch Institute)。它發表了一份題為《漢堡中的生物恐怖》的聲明指，儘管過去那種淨化美國食物鏈的努力「未能打動政治家」，但要求國土安全的愛國主義「最終能促成有意義的行動」。由自由主義評論員阿里亞納‧侯芬頓(Arianna Huffington)和美國節能汽車協會(Americans for Fuel-Efficient Cars)發起的底特律計劃(The Detroit Project)，將其反對運動型汽車(SUVs)的運動和反恐戰爭聯繫起來︰他們說當下急需「擺脫對石油的依賴，從利用石油威脅我們的國家和恐怖主義分子手中解放」。
有些環保主義者認為，他們的計劃提供了最有效的反恐戰略。在網上雜誌《關於地球》(OnEarth)中的一篇文章裏，美國左傾周刊《國家》駐華盛頓編輯大衛‧廓恩(David Corn)指出︰「長期以來受到環保主義者質疑的科技，在恐怖主義時代是潛在的巨大威脅。」他補充道︰「環保主義將不得不成為反恐怖主義不可或缺的一員。」甚至極度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批評者，也透過加強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來反對戰爭。英國停戰聯盟(The UK’s Stop the War Coalition)稱︰「輕率地闖入伊拉克戰爭將導致更嚴重的威脅，而這是多數明智的人想要避免的。」喬治‧米高(George Michael)於2002年發行反戰單曲《射殺那狗》(Shoot the Dog)時引起了爭議——但他的反戰主張基礎也是建立在戰爭讓我們更容易受恐怖主義傷害之上。他唱道︰「我感覺到當戰爭進行時，他們將射殺那狗。」在歌中，「他們」是「穆斯法塔」和「加沙男孩」，而狗是貝理雅的英國。在MV中伴隨着歌聲的是一張英國地圖，一個瞄準的十字標交叉於地圖上方。
布殊有關恐懼的花言巧語也是如此︰他的觀點得到其他利益集團甚至是其反對者的呼應。2004年總統選舉中，克里宣傳裏訴諸恐懼的東西絲毫不比其對手少。「克里和他的支持者與布殊總統一樣，利用安全問題的公眾恐懼，有時他們還會採用煽動的指控為這恐懼火上澆油」，一份關於2004年總統選舉洞察的分析指出[9]。實際上，通過將布殊變成一個令人恐懼的人物，民主黨人證明了自己才是培植恐懼政治最熟練的老手。布殊在恐怖威脅的問題上把火力聚焦於單一方面，而克里則成功在好幾條戰線上推廣恐懼。民主黨人宣佈，如果布殊再次當選，他將密謀再度徵兵，並將世界帶到更危險的境地。「除了連篇累贅的花言巧語，布殊已無法再保障國土安全」，一個民主黨人的網站聲稱。這些話簡而言之就是說，美國的安全要依靠克里當選。在競選活動中，克里也抓住機會將流感疫苗短缺變成一個恐怖故事︰他藉此宣稱布殊在保護民眾健康方面不值得信賴。這些話激起了一場恐慌，此前連流感疫苗都沒聽說過的人開始排着隊接種。
許多恐懼政治的批評者僅僅在其最怪誕的形式中認出它。他們在評定誰用了恐懼作為政治武器時往往採取雙重標準。評價布殊的和評價克里的似乎不是同一個標準。布殊的批評者們在採取傳播恐怖故事為手段時，會認為這是一種提高警惕的行動，而不是推銷恐懼。然而，許多激進運動分子在使用恐懼的花言巧語方面絲毫不比布殊更謹慎。他們寫到，缺乏健康保險的貧窮美國人體驗到恐怖，在針對少數族群的種族主義政策中也體驗到恐怖。根據一份評論稱︰「恐怖主義也包括那些可以稱為「日常生活恐怖主義」的事物，這種恐怖主義包含在成千上萬缺乏足夠的食物、衛生保健、工作、退休金和基本住所的成年人和兒童所體驗到的痛苦和艱難中[10]。」在意圖推翻最得勢的反恐戰爭花言巧語時，批評者試圖轉移問題的焦點，並在不經意間令花語巧語更有說服力。
在2004年的大選活動中，共和黨政府的激進反對者在製造他們那套恐怖故事時幾乎無所顧忌。「似乎只有拉爾夫‧納德完全意識到那危險」，激進評論員麥克‧戴維斯(Mike Davis)在一篇題為《怪物就在家門口》的文章中寫道[11]。這裏提到的怪物是1997年在香港首次出現的致命禽流感病毒。在美國總統大選活動初期，納德已寫信警告小布殊說「大災難」(The One)即將來臨，並極力主張召開一個「有關大規模流感爆發的總統會議」，以應對「數以百萬人逼在眉睫的健康威脅」。戴維斯引用官方估計的數字指，一種新的流行性感冒將傳染40萬到400萬美國人，「死亡率將達70%，考慮你的家庭的未來吧」。「諷刺的是」，戴維斯寫道，「在我們那由恐懼生物恐怖襲擊主導的『恐懼文化』中，對最危險、最逼切的威脅，關注卻是最少的。」
像納德和戴維斯這樣的老激進分子，與他們的對手之間的差別在於，前者選擇了禽流感而不是恐怖分子作恐怖故事的主角，「因為這可以讓他們重彈老調——關於促進禽流感的畜牧工廠化，關於藥品公司缺乏興趣製造低利潤疫苗，關於自以為是的政府，還有關於易於爆發流行病的發展中國家窮困社群」[12]。
恐懼已經成為一般宣言中的通貨。政客們熱衷於激發公眾對犯罪、法律和治安的憂慮情緒，以吸引公眾的注意力。而健康運動分子、環保主義者和倡議團體在使用恐怖故事來兜售其議程的把戲中，也不比政治家清白。實際上，對恐懼的敘述已經被如此普遍，以至這種敘述現在以一種個體化、私人化的方式自覺地表達出來。在過去那些恐懼政治牢牢控制的時代——獨裁者當政的拉丁美洲、法西斯意大利或者史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人民很少看到恐懼成為獨立論題。他們害怕的，是那些發生在朋友或鄰居身上的事情也有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而並不是集中於抽象意義上的恐懼。然而，今天公眾恐懼很少是對任何特定事件的反應。毋寧說，恐懼政治回應了一種普遍生活的感受。「我被嚇倒了」的宣言很少聚焦於特定事物，卻傾向於表達一種彌漫的無力感。或者，恐懼以一種抱怨某個個人的形式表達，例如「布殊真的嚇倒我了」或者「他是一個令人害怕的總統」。諷刺的是，在譴責布殊的恐懼政治同時，通過指出總統顯然是多麼恐怖，抱怨者為恐懼政治提出了自己的版本。
正如我在前作《恐懼的文化︰冒險與低期待的道德規範》(Culture of Fear: Risk Taking and the Morality of Low Expectation)中提到，恐懼已經變成主導公眾想像力的強大力量。這在9‧11之前已經如此，因而不能斷言恐怖主義解釋了恐懼的支配地位。恐懼強調人類正面臨強大而毀滅性的力量，威脅着我們的日常生存方式。往常用來分清現實與科幻小說的界線日漸模糊。因此政府官員在觀察所謂毀滅人類生存的小行星；一些科學家警告一場流感爆發近在眼前；其他聲稱「人類的時間正在耗盡」，除非我們做些甚麼解決全球暖化。「末日到了」不再是宗教狂熱者的警告；相反，製造恐慌成為一個熱心負責公民的行動。
倡議團體常常宣稱，我們還不夠害怕，公眾應該對他們面臨的危險更「警覺」。報紙互相競相推銷不同的恐怖故事，不管是科學怪人式作法自斃的食物、MMR(麻疹、 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疫苗造成的風險、經濟客位綜合症或尋求庇護者的威脅。這些流的恐怖故事行表明，社會對其自身也感到不安。不加入恐慌的模式它就無法討論任何問題。一夜之間，我們發現肥胖是一種「流行病」，可能比抽煙殺死更多人。關於新技術、藥品、健康或者環境的討論始終聚焦於最壞的情境。這些不斷累積的衝擊把恐懼轉變為一種文化視角，而社會則通過這種視角理解自身。不論其外表如何，這樣的恐懼最終不會限制在特定論題，而是會彌漫到所有事物。自主性日益削弱與深切的無力感為恐懼文化提供基礎，導致人們變成消極的屈從者，只能抱怨︰「我們被嚇倒了」。
政治已經內化了恐懼的文化。因此政治上的分歧往往是︰公眾最應該擔心的是哪種危險。主導當前歐洲政治的爭論圍繞着︰對恐怖行動的恐懼、對尋求庇護者的恐懼、對反社會行為的恐懼、關於孩子行為的恐懼、關於食物的恐懼、關於健康的恐懼、關於環境變化的恐懼、關於養老金的恐懼、對歐洲未來的恐懼。在美國也是如此，政客們就應該推銷哪種恐懼互相競爭。投票者可以選擇的，是恐懼布殊、克里、恐怖份子、犯罪、醫療服務水平低下、污染或者其他各種各樣的威脅。恐懼政治似乎超越了哪怕是最根深柢固的觀點差異。
然而，如果恐懼政治沒有如此有力地回應今天的文化思潮，它就不可能那麼盛行。政治家不能僅僅在無中生有地製造恐懼，他們也並未壟斷對恐懼的操控。健康或安全問題的恐慌能夠於網絡開始，或由一個倡議團體的努力發起，就像它來自於政府高級幕僚的努力一樣輕而易舉。弔詭的是，在執行自身的恐懼宣傳行動同時，政府卻要花費同樣多的時間竭力控制其他自發產生恐怖故事的影響。恐懼的政治具有如此強大的反嚮，是因為個體人格已經被重新塑造為脆弱的屈從者。在一個「沒有其他選擇」思潮盛行的年代，已不需要一個全能政府來提醒我們自己缺乏力量。自主性削弱使人們傾向於透過焦慮與恐懼的稜鏡解釋事件。如果人類的特徵就是脆弱無力，那麼我們是頗有資格恐懼一切。
恐懼的政治化
儘管恐懼政治反映一種更為廣泛的文化情緒，但它並非自發地、主動地出現。有意識地政治化恐懼由來已久。回顧歷史，恐懼一直被統治精英用作政治武器。馬基雅維利向統治者建議，他們將發現「恐懼比愛戴帶來更大的安全」，這建議已得到了之後的獨裁主義政府注意。恐懼能夠用來強制、恐嚇與維持公共秩序。透過激發對特定威脅的共同反應，恐懼也能夠為取得共識與團結提供焦點。時至今日，恐懼政治的目標是贏得共識，並藉此令本來孤立的精英融為一體。但是，不論其發明者的意圖是甚麼，它的主要效果是強化「沒有其他選擇」的觀念。
在英國哲學家湯馬士‧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中，我們發現第一次系統地表達發展一種恐懼政治的構想，這種政治能被用來加強「沒有其他選擇」的觀念。對霍布斯而言，培育恐懼其中一項首要目標是消除社會實驗的激進衝動。為此霍布斯指出，應該說服民眾相信「他們的膽子越小，對共同利益和他們自己就越好」[13]。那些內化了恐懼意識的人不大可能從事冒險或社會實驗。加深對未知的厭惡意識也促使人們害怕「未知事物的傷害」。到了現在，這種對「未知傷害」的恐懼已經制度化並令恐懼文化更為流行。在霍布斯的時代事情則大不一樣︰他面對的不是「沒有其他選擇」的思潮，而是一種至少有相當多社會成員追尋革命性改變的風氣。因為當時陷入一場空想家運動導致的內戰，霍布斯將恐懼政治視為鞏固秩序和穩定的先決條件。
今天，統治精英不用人為地建構恐懼。因為政治的衰竭，這種情緒已經深嵌於社會中。公眾人物面對的問題是，他們應該設法減少還是政治化恐懼。這也是新工黨一位前運動顧問菲利普‧古爾德(Philip Gould)的問題。在1994年2月印行的一份題為《與恐懼因素鬥爭》的檔案中，古爾德評論道︰
「現在的選民是不安穩、不確定和焦慮的。他們『害怕事情變壞更甚於希望事情變好』，這種憂慮未來的情緒，為右派採用恐懼戰略提供空間，並讓他們主導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政治。為了抵抗紮根於恐懼的攻擊，進步黨派不得不一遇挑戰便立刻回應[14]。」
古爾德並未明確表達他對恐懼政治的看法。但是，正如哈特菲爾德(Heartfield)指出，古爾德觀點的邏輯就是︰工黨想要當選也不得不製造「自己的恐懼因素」[15]。像接下來的事件所表明的，新工黨無法抗拒利用恐懼政治的誘惑。從貝理雅1997年當選的口號「嚴厲打擊犯罪，嚴厲遏制犯罪起因」，到他2005年選舉活動中承諾「新工黨政府第三次當選將『在反對犯罪和無秩序的鬥爭中』帶來『逐步改變』」，證明新工黨已充分運用古爾德的洞察[16]。
在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及其後，許多民主黨人採取了類似古爾德的姿態。例如，網絡出版物《改變網絡》執行編輯唐‧赫森(Don Hazen)警告︰「進步主義者常常忽視恐懼的因素，他們總是訴諸邏輯，設想人們如果知道所有的事實就會採取相應的行動。」赫森覺得「理性辯論在這個節骨眼上不能發揮最大效力」，因此「事實和分析必須伴之以一種承諾安全的願景」[17]。換言之，「進步主義者」也必須學習讓恐懼的因素為他們服務。
恐懼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地與此前提到的衰竭和洩氣過程有關。能夠傳達一種積極未來願景的社會，不需要以恐懼為公共生活的通貨。試圖圍繞一個積極行動計劃動員選民的政治家傾向於避開恐懼政治。1933年羅斯福總統就職演說提出了某種有意義的未來可能。他的宣言「我們唯一不得不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是最終導向新政實施的積極未來取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羅斯福的演說辭與今天政治家的宣言對比驚人。眼下常聽到演說辭傳達的是「不是如果—而是何時」。有關恐怖主義威脅的這種宣言常採取「明智」的警告形式，直接激發壞事無可逃避即將發生的感覺。
如今有一套堅實的觀點將恐懼視為在社會中贏得道德共識的積極資源。這種觀點可從哈佛大學政治理論家朱迪斯‧史科勒(Judith Shklar)得到最連貫一致的闡釋。史科勒為她的「恐懼自由主義」辯護，聲稱在恐怖時代它可以團結民眾反抗殘酷與不公。「因為對有系統殘酷行徑的恐懼是如此普遍，由禁令建立的道德宣言有一種直接的感染力，能夠在不多的爭議中贏得承認」，史科勒寫道。她的看法反映出，當代能夠激發人的並非積極展望未來的願景，而是對邪惡的恐懼。根據這種觀點，正是對殘酷的恐懼組成了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她評論道︰
「當然，它不提供一個所有政治行動者都應該努力爭取的至善，但卻肯定會讓我們認識那應該盡力避免的極惡。那種邪惡就是殘酷、由殘酷激發的恐懼，以及那關於恐懼自身的恐懼[18]。」
逃避恐怖與殘酷被視為公共精神的基礎，它能夠克服分裂與隔絕並贏得廣泛支持。不論有甚麼樣的問題分割社會，對恐怖、殘酷、種族屠殺與痛苦的憎惡似乎都能成為某種基礎，以使我們感受到共同的目標。
史科勒的貢獻是提供一種連貫一致的嘗試，以迴避政治道德目標缺席的問題，其方法是以反對我們害怕與畏懼之事物為基礎，創造出一套共識。西方社會全心全意地歡迎這模式。近25年來，西方文化對種族屠殺、殘酷與恐怖產生了一種不斷擴張的警覺意識。過去診斷為政治暴力、野蠻與恐怖的事例，現在習慣性地轉譯到一張聳人聽聞的種族屠殺、種族清洗種族滅絕或者反人類罪行的新詞彙表。似乎西方社會的想像力需要不時提醒自己無限制的恐怖，以喚起其道德目的。正如羅賓(Robin)提到，反對「那裏」的種族清洗和其他恐怖行為之鬥爭，對「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兩者來說都是復興的好機會[19]。
認為恐懼是支撐社會團結和重整道德的趨向，在文化與政治精英中影響相當大。種族滅絕已經轉變為通用的象徵符號，眾多目標各不相同的運動者已習慣用它來支持自己。正如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謝菲‧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指出，在1980年代，「定義過多的種族滅絕象徵，開始類比地同反對核電、核試驗的運動聯繫起來，同那時出現的生態運動聯繫起來。」亞歷山大並不將這一趨勢解釋為使種族滅絕變得瑣碎的又一範例，而相信這是「以強大的跨越式隱喻理解社會生活」的事例[20]。他聲稱，對這一邪惡象徵的厭惡，可能引導我們建立一種積極的普遍道德。
反抗惡遠比渴望善更可能形成社會團結的確信，對政治家、意見領袖和學術界人士產生了強烈的影響。許多社會理論家沒有關注焦慮和恐懼情緒可能折磨大眾並產生毀滅性的後果，反而認為這些情緒可以順利駕馭並用於形塑社會凝聚力。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相信全球恐怖主義的威脅就有這種潛力。他相信，「在一個對上帝、階級、國家和進步的信任與忠誠基本上消失殆盡的時代，人類共同的恐懼是保證最後的——矛盾地——源泉以建立新聯繫。」[21]人類共同的恐懼搖身一變，成了一種正資產——其基礎是接受進步和啟蒙失去的信任已無可挽回這一悲觀預言。不幸的是，試圖將恐懼轉變為一種正資產的努力，結果是令恐懼變成正常的事。
在英國，貝克的提議受到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強力鼓吹。紀登斯意圖嘗試將人們的恐懼重塑為道德復興的源泉。他顯然對此計劃很有信心，宣稱「這也許是歷史上第一次我們能夠說普遍價值觀出現」。為甚麼？因為現在當我們面對「人類為其自身創造的威脅」時，驅動這些價值觀的是「恐懼的啟發」[22]。紀登斯延續史科勒的觀點，提出了圍繞着「惡」形成團結的「負面烏托邦」[23]。把恐懼當作社群復興的負面道德基礎隱含這樣的假設︰一種正面的未來願景已不再能為建設社會共識提供聚焦點。
在美國，部分擁護民主黨的知識分子相信，自由左派想取得進展就必須和恐懼的政治聯繫。期刊《異議》(Dissent)的共同編輯邁克爾‧沃爾澤(Micheal Walzer)相信，「恐懼應該成為我們的出發點，即使它是一種最易為右派利用激情。」沃爾澤呼應霍布斯觀點，指出保護民眾免受死亡的恐懼是一項「合法且必需的任務」，他還提出了另一版本的恐懼的政治，據說比布殊正在實施的版本「進步」。他寫道︰「布殊政府利用我們的恐懼，卻不關心如何共同努力應對恐懼，包括提供必要形式的保護措施、激發必要形式的相互援助。」沃爾澤相信，結合恐懼的政治和開明的社會議程，就是自由左派前進的道路[24]。
需要認清的是，將恐懼看成是團結的工具，不僅僅意味着適應現時形勢。這種訴求也意味著要令恐懼永存下去。從這種觀點出發，恐嚇公眾變成一種有公民責任感的行為。例如，美國政治學家喬治‧馬庫斯(George Marcus)斷言，焦慮幫助個體成為更關心世事的公民。他指出，「大多數美國人對政治所知甚少，也不甚了解公職候選人在當前各種議題的立場。」但他又補充道︰「焦慮的公民消息會更關心世事，因為情緒上的刺激令他們在不確定時能理解問題的重要。」[25]
像馬庫斯這樣理想化焦慮好處的情緒廣泛傳播。公共官員或致力「提高警覺」的社會運動熱衷於系統地管理公眾焦慮。在恐懼已變得既政治化又正常的文化氛圍裏，致力提高警覺的社會運動者不僅誇大其詞，還故意兜售他們所謂「善意的謊言」。許多年來，愛滋病警戒運動者拒絕承認，在西方社會這種病對大多數異性戀者並非一項嚴重威脅。許多這一運動的支持者對利用不實宣傳毫無歉意。馬克‧羅森(Mark Lawson)在《衛報》撰文宣稱，「政府撒了謊，我很高興。」是的，政府的宣傳「誇張和不準確」，但是那又怎樣——這是一個「善意」謊言的例子[26]。
當意圖提高警覺的運動者們兜售的誇大不實故事暴露在公眾面前時，「善意的謊言」或「更大的真實」一類辯護就馬上來救場了。英國下議院健康專責委員會(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Health Select Committee)2004年關於肥胖的報告警告︰「孩子們將早於其父母而死。」為了提高對這種危險的警覺，報告引用一名三歲女孩的案例，聲稱她是目前所知因為父母沒有提供正確飲食而死於肥胖最年輕的孩子。她的醫生揭穿了這個謊言，這個女孩肥胖的原因是一種基因缺陷，而不少該報告的宣揚者拒絕為此道歉。他們認為為了更大的真實而犯點小錯誤是完全合理的。一些致力提高對全球暖化警覺的運動者也採取了類似方法。一位氣象學家史提芬‧施奈德(Stephen Schneider)為了合理化失實的證據，放出如下言辭︰「因為我們不僅是科學家，更是人類……我們需要……虜獲公眾的想像力。」他還補充道︰「我們必須提供令人恐慌的情景，做出簡單戲劇化的聲明，並且盡量不提及我們的任何疑點[27]。」他的同事大衛‧維納(David Viner)採取類似態度。他注意到電影《明日之後》「存在大量細節錯誤」，卻為其辯解說任何「能夠提高氣候問題警覺的東西都一定是好的」[28]。
拋棄政治
在題為《恐懼︰一個政治觀念的歷史》(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的重要研究中，科里‧羅賓(Corey Robin)正確地將注意力轉向一種情況，那就是「恐懼往往為需要提供基礎論證的知識分子提供基礎」。他補充道︰「對正面原則激發道德感或公眾行動的能力感到懷疑時，恐懼看來似乎是政治洞察力與活力的理想源泉。」[29]羅賓關注到相當多美國知識分子多半是通過使大眾對某種恐懼過敏合理化自己的論點。他正確地指出「我們必須拋棄恐懼可以成為政治生活基礎的觀念」[30]。
不幸的是，恐懼常常充當公共討論的基礎，並且其推廣者並不局限於敲打戰鼓的右翼鷹派。此前已經提及，對「恐懼的政治」的批評常常成為危言聳聽的主張。這些主張大力助長一種用像兒童健康、食品或空氣質量這樣普通不過的問題來當恐怖故事主題的情況。恐懼已經變為不同政治陣營公民分享的觀點。的確，不同黨派和運動之間最主要的區別特徵是他們最害怕甚麼︰是環境惡化、不負責任的企業、移民、孌童癖、犯罪、全球暖化或者大殺傷力武器。
在當前這個時代，恐懼從一個問題自由地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中間不需要任何因果必然性或邏輯聯繫。2002年6月，當南方浸信會領袖謝利‧文斯(Jerry Vines)牧師宣稱穆罕默德是一名「孌童癖的惡魔」，而亞拉將穆斯林引向恐怖主義，他僅僅是利用了我們的恐懼敘事之無定性特徵進行邏輯跳躍[31]。恐怖主義和孌童癖之間的武斷聯繫可以令我們對兩者的恐懼都增強了。基因改造產品打上科學怪人式烙印的程序也一樣。政治似乎只有恐慌以諷刺漫畫的形式出現時才能活躍起來。
在某種意義上，「恐懼的政治」是不恰當的用詞。儘管得到政黨和倡議團體的推崇，它實際上表達的是拋棄了政治。和獨裁與專制所追求的恐懼政治不一樣，它並沒有清晰聚焦的目標，除了用一種得到更廣泛文化反嚮的語言來表達主張。也許我們時代的標誌性特徵之一並不是培育恐懼，而是培育我們的脆弱感。雖然恐懼政治缺乏一個清晰闡釋的目標，但其不斷累積的衝擊會加強社會的脆弱意識。我們越感無力，就越難抵擋恐懼的媚惑之音。
要有效地反擊恐懼政治，先決條件是挑戰人格與脆弱狀態之間的聯繫。如果我們把自己視作本質上脆弱的，那麼對不確定的焦慮就會放大並壓倒我們。然而，人類的想像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迎戰人類面臨的危險並從中學習。縱觀歷史，人類已從挫折和損失中學到了不少，並懂得系統地確認、評估、選擇並執行降低風險的選擇。其他選擇始終存在，而我們能否認識到我們面臨的選擇，取決於我們是用我們的脆弱還是用我們的恢復能力審視自己。
[1] See Todd May, “Religion, the Ele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 countercurrents. org, 19 November 2004.
[2] Don Hazen, “Grappling with the Politics of Fear”, AlterNet, 9 March 2005.
[3] “Blunkett bails out crime at top of the agenda”, Guardian, 24 November 2004.
[4] Cited in Paul Linford, “Tony Blair turns to the politics of fear”, The Journal, 27 November 2004.
[5] See “Politics of Fear Stalks Britain”, Yahoo News, 28 February 2005.
[6] “Attacks on Tory politics of fear”, Guardian, 1 April 2005.
[7] Ashton Carter, John Deutch and Phili Zelikow, “Catastrophic Terrorism: Tacking the New Dang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December 1998, p. 81.
[8] See BBC Online, 2 September 2011.
[9] Jim VandeHei and Howard Kurtz, Washington Post, 29 September 2004.
[10] Giroux, H.A. (2003), The Abandoned Generation: Democracy Beyond the Culture of Fe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 13.
[11] “The Monster at the Door”, Common Dreams News Centre, 30 September 2004.
[12] See Michael Fitzpatrick, “Fearing Flu”, www.spiked-online.com, 27 January 2005.
[13] Cited in Robin C. (2004), 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1.
[14] Cited in Heartfield, J. (2002),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Explained (Sheffield: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Press), p. 195.
[15] Heartfield (2002), p. 195
[16] See The Yorkshire Post, 11 March 2005.
[17] Don Hazen, “Grappling With the Politics of Fear”.
[18] Shklar, J. N. (1989), ‘The Liberalism of Fear’ in Rosenblum, N. (ed.), 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 29, 30.
[19] Robin (2004), p. 129
[20] Jeffrey C. Alexander,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Universals”, in Alexander, Eyerman, Giesen, Smelser and Sztompka (2004), pp. 246, 252, 263.
[21] Beck, U. (2002), ‘The Cosmopolita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1-2), p. 46.
[22] Giddens, A.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0.
[23] Giddens (1994), p. 223.
[24] Michael Walzer, “All God’s Children Got Values”, Dissent Magazine, Spring 2005, pp. 103-4.
[25] Marcus, G. (2002), The Sentimental Citizen: Emo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 (University Park, Pen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103-4.
[26] Mark Lawson, “Icebergs and Rocks of the ‘Good’ Lie”, Guardian, 24 June 1996.
[27] Cited in Dick Taverne, “Careless science costs lives”, Guardian, 18 February 2005.
[28] “It’s a hell of a town”, Guardian, 19 May 2005.
[29] Robin (2004), p. 135.
[30] Robin (2004), p. 139.
[31] Cited in Filler, D. M. (2003), ‘Terrorism, Panic and Pedophilia’, Virgini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 the Law, Spring 2003, p.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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