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 ，<「他者」的景觀>

選自霍爾 ，<「他者」的景觀>，《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第四章，頁225-295。北京︰商務。

1.2 「差異」為甚麼重要？

在我們分析任何進一步的例子之前，讓我們先檢查一下我們第一個問題所引起的潛在後果。「差異」為甚麼重要——我們如何用「他性」解釋這一魅力？我們可以借用何種理論觀點解答這個問題？

「差異」問題近幾十年已經躍居文化研究的前沿位置，而且以不同方式被不同學科所談論。在這一節，我們簡要地考慮四個此類的理論描述。在我們討論它們時，請回想一下我們剛剛分析過的各種例證。在每一個裏，我們一開始都描繪了主要的「差異」——即甚麼被說成是它的積極方面。但是我們隨之又考慮了「差異」的一些較消極的方面，把這兩者放在一起表明了為甚麼「差異」既是需要的，又是危險的。

1. 第一種描述來自語言學——一種與索緒爾有關，並把語言的使用作為文化運作方式的模型的方法，這已經在第一章裏討論過了。這裏要加以發揮的主要論點是︰「差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意義的根本，沒有它，意義就不存在。你可能還記得第一章裏黑/白的例子。我們之所以知道黑是甚麼意思，索緒爾認為，並不是因為存在着「黑性」的某些實體，而是我們會將它與其對立面——白——加以對比。他認為，意義是關係的產物。正是白與黑之間的「差異」在指出意義，承載意義。卡爾‧劉易斯在那張照片中能表徵「女性味兒」或男性的「女性」側面，是因為他能用紅皮鞋作為能指來標誌他與傳統的黑人男性定型的「差異」。這一原則對各種更廣泛的概念也有效。我們知道，某事物可被視為「英國的」，不只由於各種特定的國家特徵，而且還由於我們能標誌出它與「他者」的「差異」——「英國性」就是非法國的、非美國的、非德國的、非巴勒斯坦的、非牙買加的等等。這使得林福德‧克里斯蒂在(用他的黑皮膚)駁斥「英國性」總是意味着「白人的」這一觀點的同時，能夠(用國旗)意指他的「英國性」。再說一遍，「差異」在意指，它承載一個信息。

所以，意義依賴於對立者的差異。但是，當我們在第一章討論此觀點時，我們已經認識到，儘管各種二元對立組——黑/白，白天/夜晚，男性/女性，英國人/僑民——在從其各自限度內捕捉世界的差別上有很大的價值，它們也還是頗為粗陋和簡化的確立意義的方法。例如，在所謂黑白照片裏，實際上並沒有純粹的「黑」和「白」只有濃淡不等的灰。「黑」不知不覺地漸隱於「白」，就像黑人在本質上有「男性的」和「女性的」兩個側面；林福德‧克里斯蒂當然想確定同時作為「黑人」和「英國人」的可能性，儘管通常人們假定按定義來說「英國人」都是白人。

所以，一方面我們沒有它們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各種二元對立組也容易被指責為是簡化論的和過於單純的——把所有差別都淹沒在其相對僵化的二元結構裏。而且，如哲學家雅克‧德里達所認為的，幾乎不存在中性的二元對立組。他認為，二元中的一極通常處於支配地位，是把另一極納入自己操作領域中的一極。在二元對立的各極中始終存在着一種權力關係。我們實際上應當這樣寫︰白人/黑人、男人/女人、男性的/女性的，上層階級/下層階級、英國人/僑民，才能逮住話語中這個權力的方面。

2. 第二種解釋也來自語言理論，但來自與索緒爾略有區別的流派。其觀點是，我們之所以需要「差異」是因為我們只能通過同「他者」的對話才能建立意義。偉大的俄國語言學家和批評家米哈伊爾‧巴赫金(曾在1940年代與斯大李統治發生過衝突)不把語言當作一個客觀體系(就像索緒爾那樣)來研究。巴赫金認為，意義不屬於任何單個說話者。它在不同說話者之間的給予和獲得中產生出來。「詞語在語言中有一半是屬於他人的。只有在……說話者佔用詞語，用它表達自己的語義傾向時，它才成為”某個人自己的”。重要的是，詞並不存在於一種中立的和非人格的語言中……不如說它存在於別人的口中，為別人的意向服務︰它來自人們必須從中獲取詞語並使之變成他們自己之處」。巴赫金和他的合作者伏洛西諾夫認為，這使我們得以進入意義的爭奪，打破單一的意義聯想並賦予各種詞語以新的變化。巴赫金認為，意義通過對話建立起來——它根本上是對話體的。我們所說和所意味的任何事，都因為與別人的相互作用和影響而改變。意義是在對話中通過參與者之間的「差異」而顯示出來的。簡而言之，「他者」是意義的根本。

這是巴赫金理論的積極方面。其消極方面當然就是意義因此不能被確定，而且一個團體絕不能完全掌管意義。「英國的」或「俄國的」或「牙買加」的是甚麼意思，並不完全受英國人、俄國人和牙買加人加入的控制，而始終是在這些國家的文化及其「他者」之間的對話中被競相叫價，被協商。這樣，就得認為，你無法知道在19世紀「英國的」意味着甚麼，除非你了解英國人那時對於牙買加——這個他們在加勒比地區的戰利品殖民地——或者對於愛爾蘭是怎麼想的，而且更令人發窘的是，你還得了解牙買加人或愛爾蘭人怎麼想他們…..

3. 第三種解釋是人類學的，你已經在杜蓋伊、霍爾等中見到過了。這裏的論點是，文化取決於給予事物以意義，這是通過在一個分類系統中給事物指派不同的位置而做到的。因而，對「差異」的標誌，就是被稱為文化的符號秩序的根據。瑪麗‧道格拉斯根據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論符號體系的經典著作，以及法國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稍後對神話學的研究，認為各社會群體通過把事物安排和組織到各種分類系統的方法，把意義強加於他們的世界。二元對立組對所有的分類印至關重要，因為為了區分事物，人們必須在它們之間確定一種清楚的區別。面對各種不同種類的食物，列維—斯特勞斯認為，賦予它們以意義的方法就是先把它們分為兩組——「生」食的和「熟」食的。當然你也可以把事物分成「蔬菜」和「水果」；或「開胃菜」和「甜點」；或一般的正餐和宗教聖宴或聖餐。在此，再說一遍，「差異」對文化意義是基本的。

但是，它也能引起各種消極的感情和實踐。瑪麗‧道格拉斯認為，真正攪亂文化秩序的是在事物出現於錯誤的類屬或不能適合於任何類屬時——例如水銀一類的物質，既是金屬又是液體，或一種社會群體如混種的混血兒，他們既非「白人」也非「黑人」，模稜兩可地出現在某些非穩定的、危險的、混雜的、在兩者之間沒有確定性的地帶。穩定的文化要求各種事物呆在它們指定的位置上。符號的邊界使各類屬保持「純粹」，賦予文化以其唯一的意義和身份。擾亂文化的是「不在其位的事物」——對我們未寫出的規則和符碼的破壞。污泥在花園裏是好的，但污泥到了某人的臥室裏就成了「不在其位」的事物了——是一種污染的標誌、符號界限被踰越的標誌、禁忌被打破的標誌。對於「不在其位的事物」，我們所要瘃的是掃除它，把它扔出去，恢復所處的秩序，使事物返回正常狀態。很多文化倒退到對外國人、闖入者、僑民和「他者」關閉大門的地步，這是同一個淨化過程的一部分。

根據這一看法，那麼，符號邊界對於所有文化就是關鍵性的。標出「差異」致使我們從符號上關閉各種序列，支撐住文化並驅逐任何被認定為不純粹和不正常之物，給他們打上恥辱的記號。然而，矛盾的是，它還致使「差異」顯得強大，奇怪地具有吸引力，這恰恰是由於它被禁止，是禁忌，是對文化秩序的威脅。因而，「在社會上處於邊緣的，通常上符號上是處於中心的」。

4. 第四種解釋是精神分析學的，它與我們心理生活中「差異」的作用有關。這裏的論點是，「他者」是根本性的，無論對自我的構造，對作為主體的我們，對性身份的認同都是如此。按弗洛伊德的理論，我們對自己「自我」的各種定義和性身份的鞏固，取決於我們作為主體形成的方法，尤其是與他稱之為俄狄浦斯情結(根據希臘神話中俄狄浦斯的故事)的早期發展有關。弗洛伊德認為，人對於作為主體的自我和他的性身份相統一的感覺，並不是在他很年幼時就確定下來的。而是，據弗洛伊德對俄狄浦斯神話的看法，在特定的一個時刻，即當男孩對母親產生了無意識的性欲，卻發現父親對他獲得「滿足」的途徑加以阻礙時，才被確定下來。然而，當他發現他母親沒有陰莖時，他猜想他母親一定是遭到了閹割的懲罰，而且，如果他堅持他無意識的欲念，他也會以同樣方式受懲罰。由於害怕，他轉而認同他的老「對頭」——父親，並因而開始認同男性身份。女孩則認同於相反的方向——是與父親。但她「無法」成為他，因為她沒有陰莖，她只有靠無意識地想為一個男人生孩子的願望，來贏得他——因而她就認同和接受了母親的角色，並「成為」女性。

這一有關性「差異」在兒童很年幼時就開始被設定的運作模式，一直備受責難。很多人對它的猜測性加以質疑。另一方面，它既受到後起分析者的廣泛的修改，又特別有影響。例如，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比弗洛伊德走得更遠，他認為孩子一開始對自己是與母親不同的主體這一點並無意識，直到有一天他在鏡子中看到他自己，或他自己好像母親看着他似的從鏡子中反照出來。通過認同，「他渴求她想要的對象，因而把他的力比多對漳了他自身」。正是這一來自某人外部的反映，或者拉康稱為「從他者角度的觀察」，使得孩子在「鏡像階段」第一次認識到他自己是被統一起來的主體，與外部世界，與「他者」相關聯，使之發展語言能力並獲得一種性身份。(實際上，拉康說的是「誤認了他自己」，因為他認為主體永遠不能被完全統一起來。) 梅拉尼‧克萊因從另一方面論證道，年幼的孩子對付缺乏穩定自我的問題的辦法，是把他的無意識形象和與其母親的認同分為「好的」和「壞的」兩部分，使某些方面內在化，並把他者規劃到外部世界去。所有這些弗洛伊德觀點的不同說法，其共有的成分是這些不同理論家所給定的「他者」在主體發展中的作用。只有通過各種象徵的和無意識的關係，主體性才能出現，才能在「自我」的意義上形成，這些關係是孩子參照一個存在於他自身之外——即不同於他——的一個重要的「他者」，而編造的。

乍看起來，這些精神分析學的敘述中關於「差異」的內涵似乎是積極的。他們認為，我們的主體性依賴於我們與有別於我們的他者的各種無意識關係。然而，也有些消極的內涵。精神分析學觀點假定，對「自我」或對個性而言，不存在諸如被給予的、穩定的內在核心一類的東西。從心理上說，我們從未完全地作為主體被統一過。我們的主體性，是通過這一被攪亂的、向來不完整的無意識與(這一內在化了的)「他者」的對話，才得以形成的。它的形成涉及某種使我們完滿但(由於它處於我們之外)我們始終欠缺的事物。

更有甚者，他們說，這一主體內部惱人的分裂或區分永遠無法癒合。有人確實把這看作成年人神經病的主要來源之一。另一些人認為精神問題產生於自我中「好」與「壞」兩部分的分裂——被人們已經接受到內心的「壞」的部分所追逐，或相反，把人們無法處理的「壞」的感情投射給他人。弗朗茲‧法農(先前提到過)用精神分析學理論解釋種族主義，他認為很多種族偏見和暴力產生於白人「他者」拒絕承認「來自他者世界」的黑人。

介紹這些有關「差異」和「他者」的爭論，是因為本章在分析種族表徵過程中有選擇地利用了它們全體。在此階段你不必偏重於「差異」的一個解釋而輕視其他的，或在它們中作選擇。它們並不相互排斥，因為它們分別涉及分析的很不相同的層次——語言學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層次。但是，在此階段有兩個總的要點需要注意。第一，從許多不同方向提出的，並在許多不同學科中包含的這一「差異」和「他性」問題，已經開始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二，「差異」是自相矛盾的。它可以既消極又積極。它可以既為意義的生產和語言與文化的形成所必需，又為各種社會身份和作為性的主體的主我主觀感覺所必需——而同時，它令人害怕，它是危險的場所，是各種消極情感、分裂、對「他者」的敵意和侵犯的場所。在後面的論述裏，你應該始終牢記「差異」的這一自相矛盾的性質，它的被分割的特性。

4 作為一種意指實踐的定型化

但在深入這一論點前，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這一種族化表徵體系實際運作的方式。從根本上看，這包括了更深入的對一套所謂定型化的表徵實踐的檢驗。到目前為止，我們審視了各種精煉的、簡化的和本質化的定型化效果。定型化把人簡化為少量的、簡單的、基本的特徵，這些特徵被表徵為似乎是由大自然決定的。在此，我們考察四個更深入的方面︰(a) 「他性」和排他性的構成； (b) 定型化和權力；(c) 幻象的作用；以及(d) 戀物崇拜。

作為一種意指實踐，定型化對於種族差異的表徵是關鍵性的。但何為定型？它如何實際運作？理查德‧戴爾在他論「定型化」的文章中對類型化和定型化作了重要的區分。他認為，如果沒有各種類型類別的使用，那就難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搞清世界的意義。我們理解世界靠的就是在我們頭腦中將個別的物、人、事歸入對它們恰當的(這是根據我們的文化而定的)分類框架中。這樣，我們將一個支於幾條腿上的、我們在它上面放置東西的平直物體「譯解」為「桌子」。我們以前也許從未見過那種樣式的「桌子」，但我們頭腦擁有一個「桌子」的一般概念或範疇，我們將所感覺到的或遇見到的特殊對象「置於」其中。也就是說，我們根據其「類型」理解其「特殊性」。我們有效地實施阿爾弗雷德‧舒茨所稱的類型化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類型化」是意義產生的根本。

理查德‧戴爾認為，我們總是根據某些較寬泛的範疇「賦予」事物以意義。這樣，例如，我們開始根據對他或她扮演的角色的思考來「認識」有關某人的一些情況︰他/她是父母親，還是個孩子、工人、情人、老闆，或年邁的養老金領取者？我們根據階層、性別、年齡組、國籍、「種族」、所操的語言、性取向等等，把他/她歸類為不同的群體的成員。我們根據個性類型來處置他/她——他/她是幸福的、嚴肅的、壓抑的、健忘的、過分活躍的一類人嗎？我們有關這個人「是」誰的圖像的建立，是出自某種訊息，這是我們根據他/她在類型化過程的這些不同秩序中的位置而估算出來的。因而，粗略地說，「一種類型就是任何一種簡單的、生動的、易記的、易於捕捉的和廣為認可的個性化，在其中少數特徵被預設，而且變化或「發展」被減少到最小程度」。

那麼，定型和類型的區別何在？各種定型抓住少數「簡單的、生動的、易記的、易於捕捉的和廣為認可的」有關個人的特性，把有關個人的每樣東西都簡約為那些特徵，誇大和簡化它們，並固定它們使之永遠不再變化或發展。這是我們早先描述過的過程。所以第一個要點就是——定型化對「差異」加以簡化、提煉並使「差異」本質化和固定化。

第二，定型化有效地應用一種「分裂」的策略。它把正常的和可接受的東西同非正常的和不可接受的東西分開。然後它排斥或驅逐任何不適合它的、不同於它的東西。戴爾認為「一種社會類型和定型類型的系統涉及甚麼可算是合常態的(即在無論哪種文化中可作為「正常」的加以接受的舉止行為)，甚麼不是。類型是些實例，它們指示出那些依靠各種社會規則(社會類型)生存的人和那些社會規則所排斥的人(各種定型)。由於這個原因，定型也比社會類型更為僵硬。……界限……必須得到清晰的描繪，以使得定型，即一種邊界維持機制，能從特點上固定下來，成為清晰的和不可改變的」。所以，定型化的另一個特徵是它「封閉」的和排它的實踐。它用符號確定各種邊界，並排斥不屬於它的任何東西。

易言之，定型化是維持社會和符號秩序的組成部分。它建起一條符號的邊界，來區分「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正常的」和「變態的」，「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可歸入的」和「不可歸入的」或「他者」，「自己人」和「外人」，我們和他們。它有助於把我們所有的「正常人」「結合」或綁在一起，進入一個「想像社會」；而且它把他們所有的人——「他者」，即以某種不同的方式生存的、「在界限之外」的人——從符號上加以放逐。例如，瑪麗。道格拉斯認為，「場所以外」的任何東西都被認為是被玷污的、危險的、屬於禁忌的。負面的情感圍繞它聚集起來。如果文化的「純粹性」要得到保存，它就必須被從符號上加以排斥。女權主義理論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把這類被逐的或被排斥的群體稱為「被遺棄的」(根據拉丁語，此詞字面上是指「被扔掉的」。

第三點是，定型化傾向於在權力明顯不平衡處出現。權力通常被用來對付次等的和被排斥的群體。在戴爾看來，這種權力的一個表現是種族中心主義——「掩一個人自己的文化標準應用於他人」。我們再次想起德里達的觀點，在二元對立組如我們/他們之間，「我們處理的並不是……和平共存的……而是暴力的等級秩序。兩個術語中的一個統治另一個，或佔有上風」。

簡言之，定型化就是福柯所謂的一種「權力/知識」遊戲。它根據某個標準區分人群並把被排斥者作為「他者」構造出來。有趣的是，它也是葛蘭西所稱的霸權爭奪的一個方面。正如戴爾所觀察到的，「通過社會類型和定型來建立常態(即被接受為「正常的」東西)，這是統治集團習性的一個方面……為的是試圖根據他們自己的世界觀、價值體系、感覺和意識形態來形成整個社會。這一世界觀對於各統治集團是如此正確，以致它們使它的出現(就像它確實對它們如此出現過一樣)對每個人都顯得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就它們已經獲得的成功而言，它們建立了自己的霸權」。霸權是一種權力的形式，它基於某個集團同時在許多活動領域都佔有領導的地位，以致它的支配權擁有廣泛的贊同力量並看起來是自由的和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