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浙江人民，第二十一章，<複雜社會裏的自由>，頁211-220
第二十一章 複雜社會裏的自由
19世紀文明不是毀於野蠻人的外在或內在的攻擊；它的活力不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或者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或法西斯主義下層中產階級的反叛所銷蝕的。它的失敗也不是利潤率下降或者消費不足或者生產過剩這樣所謂的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它的解體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原因——社會為了使自己不被自發調節的市場的作為所毀滅而採取的那些措施——所造成的。除了像開拓時代的北美這樣的特例之外，市場與有組織的社會生活基本要求之間的衝突為19世紀提供了動力機制，並產生了最終摧毀那個社會的典型的緊張和壓力。外在的戰爭只是加速了它的毀滅。
在長達一個世紀的盲目「進步」之後，人類正在恢復自己的「家園」。若要使工業主義不致毀滅人類種族的話，就必須讓它臣服於人類本性。對市場社會的真正批判並不是因為它是建立在經濟——在某種意義上，每一個或任何一個社會都必須立足於經濟基礎——」之上的，而是因為它的經濟是以自利為基礎的。這樣一種對經濟生活的組織完全是反自然的，在最嚴格的經驗意義上是例外的。19世紀思想家假定人在其經濟活動中會追求獲利，他的物質主義傾向會誘使人們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努力，並預期會從他自己的勞動中獲得報酬；簡言之，在經濟活動中他們傾向於遵循被他們稱為經濟理性的東西，並且所有相反的行為都是緣於外在干預。於是，一個由市場組成並完全處在市場價格控制之下的經濟體系，就顯得再正常不過了，並且由此看來，以這樣一些市場為基礎的人類社會是所有進步的共同目標。不管從道德上看這樣一個社會是否值得嚮往，它的可行性——這是自明的——總是奠基於人類永不磨滅的本性之上。
實際上，如我們所知，人類的行為不管是在其原初狀態還是在整個歷史的過程中，幾乎都與這種觀點所認為的正好相反。弗蘭克‧奈特(Frank H. Knight)的「沒有任何特殊的人類動機是經濟動機」這一命題不僅適用於一般而言的社會生活，而且也適用於經濟生活本身。交換的傾向——亞當‧斯密在他描繪原初民的形象時如此自信的倚靠的——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並不是通常的傾向，反而是最不平常的傾向。不但現代人類學的證據證明了這性理性主義的建構不過是一堆謊言，而且貿易和市場的歷史也同19世紀社會學家的悅耳說教所假設的完全不同。經濟史表明，全國性市場的出現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經濟領域從政府控制中漸進、自發地解放出來的結果。相反，市場是政府出於非經濟的目的、有意識地甚至有時是粗暴地干涉的結果。並且切近的觀察會發現，19世紀自發調節的市場即使與其最鄰近的前身相比，也是本質不同的，差異就在於它將自身的調節倚賴於經濟上的自利。19世紀社會的先天缺陷不在於它是工業性的，而在於它是一個市場社會。當自發調節市場的烏托邦試驗僅僅成為記憶的時候，工業文明卻仍將繼續存在下去。
然而，對許多人來說，把工業文明轉移到一個新的、非市場的基礎上，這太過於艱難，以至於無法設想。他們害怕出現制度真空或者——更糟的是——自由的喪失。這些危險一定會變成現實嗎？
與轉型時代無法分離的巨大苦難已經過去了。我們經歷了這個時代社會和經濟的混亂。蕭條的災難性起伏、通貨波動、大規模的失業、社會地位的變更、歷史性國家的轟然倒塌，我們已經把最壞的都經歷過了。不知不覺中我們已經付出了變遷所需要的代價。人類還遠未使自己適應於機器的使用，有待完成的改變仍然還很艱鉅，返回到過去是不可能的，那就像要把我們的麻煩轉移到另一個星球上一樣。僅僅致力於消除侵略和征服這些邪惡力量也是沒有用的，這種徒勞的努力實際上是在保證這些力量的繼續存在，即使是在軍事上已將其徹底挫敗。由於邪惡總是各種可能性的象徵，因而總在政治上更具優勢，而良好願望實現的可能性姬恰好相反。
傳統體系的崩潰並沒有把我們留在真空之中。權宜之中也可能包含了偉大而永久的制度的萌芽，這在歷史上已經不止一次地出現過。
在各國國內，我們已經在見證一種發展，經濟制度不再為整個社會制定法則，社會相對於經濟體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證。這種發展可以以多種多樣的方式發生，民主的或貴族統治的，立憲主義或集權主義的，甚至還可以是我們還完全無法預見的方式。某些國家的未來可能早已成為另一些國家的現實，而另一些國家則可能仍舊體現了某些國家的過去。但結果對他們而言是共同的︰市場體系將不再是自發調節的了，即使是在原則上也不再如此，因為它已不再包含勞動力、土地和貨幣。
使勞動力擺脫市場，意味着一個根本性轉變，其激進程度並不亞於一個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工資合同不再是私人契約，除非這些合同所涉及的不過是次要和附帶性的內容。不但工廠裏的勞動條件、工作時間、契約的形式，而且基本工資本身都不是由市場決定；工會、國家和其他公眾團體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由這些機構的特性決定的，同時也是由生產管理的實際組織所決定的。儘管從事物的本性出發，差別工資必須(而且應該)繼續在經濟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與直接貨幣收入無關的其他動機會比勞動的金錢報酬更為重要。
使土地脫離市場，這與把土地歸屬於確定的制度機構是同一個意思，這樣的制度機構包括家庭、合作組織、工廠、市鎮、學校、教堂、公園、野生動植物保護區等等。無論個人擁有農場將在多麼廣的範圍內繼續存在，土地租賃方面的契約需要涉及的只是附屬性的要素，因為基本要素已經被移出市場的權限之外了。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大宗的食物和有機原材料，因為它們的價格也不再交給市場來決定。就像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價格在市場之外被決定，並不會干擾各種產品價格的成本計算功能一樣，對於無限多樣的產品而言，競爭性市場仍將繼續發揮它的功能，並同樣不會干擾社會的基本結構。當然，作為這些措施的後果，財產的性質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因為已經不再需要為保證社會的就業、生產和資源使用，而讓源自財產權利的收入不受限制地增長。
今天，各國都已將貨幣的控制權轉移到市場之外。很大程度上，保證金的創設無意中提供了幫助，但1920年代金本位制的危機，證明了商品貨幣和象徵貨幣之間的聯繫並沒有被切斷。自從「功能財政」(functional finance)被引入所有重要國家之後，對投資的指導和對儲蓄率的調控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的任務。
於是，將生產的要素——土地、勞動力和貨幣——移出市場之外，只有從市場的觀點來看才是一項一致的行動，因為市場將它們都視為商品。然而從人類現實的觀點來看，這是通過在整個社會範圍的各個方向上廢除商品化虛構假象而實現的社會恢復。實際上，一個統一的市場經濟的解體已經導致了各種新社會的形成。同樣，市場社會的終結，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意味着市場本身的消失。這些市場繼續以各種方式存在，以保證消費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變動、影響生產者的收入，並作為會計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個經濟自發調節的機制了。
19世紀歐洲的國內秩序與國際秩序都受到了經濟學的阻礙。與黃金掛鉤的國際匯兌領域與文明的領域是完全同一的。只要金本位制和——基本上是它的必然推導——立憲政府仍在運轉，勢力均衡就是和平的推進裝置。這個體系借助於那些大國而得以運轉——這些大國首先是大不列顛，她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並努力在後進國家中推動代議制政府的建立。這種代議制政府是必要的，正如需要對債務國的金融和通貨進行監控，因而也有必要對財政預算進行控制——只有責任政府(responsible bodies)才能做到這一點。儘管一般而言，這樣一些考慮在政治家們的頭腦中並沒有被明確地意識到，因為金本位制運行所需要的條件總被視為是不證自明的。世界範圍內整齊劃一的貨幣和代議制度就是這個時代刻板的經濟的產物。
19世紀國際生活中的兩大原則都與這種情況有關︰無政府狀態的主權國家，以及對別國事務的「正當」干預。儘管表面上相互矛盾，但這兩者確實是相互關聯的。當然，主權，只是一個純粹的政治術語，因為在不被控制的對外貿易和金本位制度下，政府在國際經濟方面並沒有任何權力。它們既不能也不願意讓它們的國家與金融事務糾纏在一起——這就是它們在法律上的態度。實際上，只有那些擁有一個由中央銀行所控制的貨幣體系的國家才被認為是主權國家。對強而有力的西方國家而言，這種無限制且不受制約的國家貨幣主權是與它的徹底對立面結合在一起的，這就是將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的構造向別處擴張的無止境的壓力。結果，在19世紀結束時，全世界的各個民族都從制度上被標準化到聞所未聞的程度。
然而，這個制度卻受到它自身複雜性和普及性的限制。正如國際聯盟的歷史所深刻揭示的那樣，無政府狀態的主權國是一切有效國際合作的障礙；而強求一致的國內體系則是對國家自由發展的持久性威脅，尤其是對於後進國家，甚至是一些較發達的、但在金融上較軟弱的國家。經濟合作被局限於私人機構，這種合作就像自由貿易一樣反覆無常和沒有效率，而各國之間的實際合作，即政府間的合作，則根本就無法想像。
這種情況足以在外交政策方面產生兩項明顯不相容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友好國家之間的合作達到19世紀主權國家所難以想像的緊密程度；然而在另一方面，因為市場被控制，各國政府對外來干涉較之以往更加猜疑。但是，隨着金本位制自發調節機制的消失，各國政府都會發現他們已經可以放棄使用絕對主權國所能採取的最具妨礙性的措施，即在國際經濟領域拒絕合作。與此同時，人們也有可能願意容忍其他國家根據自己的條件來構造本國的制度了，這樣就超越了19世紀的有害教條——在世界經濟的要求下各國政體必須整齊劃一。在舊世界的廢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現︰政府之間的經濟合作以及按照自身意願組織國民生活的自由。在自由貿易的阻礙性體系下，這兩種可能性都無法被想像，並且因此國家之間許多合作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如果說在市場經濟和金本位制下，聯盟(federation)的想法是不折不扣的集權和劃一的噩夢，那麼市場經濟的終結則意味着各國之間都能夠進行保持內政自由前提下的有效合作。
自由的問題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浮現了出來︰制度的層面和道德或者說宗教的層面。在制度層面上，問題就在於增加的自由和減少的自由之間的平衡︰在這裏並沒有出現甚麼根本上全新的問題。在更為基本的層面上，自由本身的可能性已經受到了質疑。現實情況是，維護自由的手段本身在摻假，並毀壞了自由。在我們這個時代，自由問題的關鍵必須要到這後一層面上去尋找。制度是人類意義和意圖的具體體現。除非理解了在一個複雜社會裏自由的真正意義，否則我們無法得到我們所要尋找的自由。
在制度層面上，規制既擴展了自由，也限制了自由；真正有意義的，只是自由的損失和獲得之間的平衡。這一點對法律上的自由和實際中的自由同樣適用。閒適階級(the comfortable class)享受着有保障的生活帶來的閑暇所提供的自由；與那些因為缺乏收入而只能滿足於最少量自由的人們相比，這些人當然不急於擴展社會中的自由。當有人建議運用強制手段來使收入、閑暇和社會保障得到更為公正的分配的時候，上述這種區分就變得顯而易見了。儘管制約對所有人一律適用，特權者還是會憎恨它，彷彿制約僅僅只是針對他們而設的。他們所說的奴役，實際上僅僅只是要把他們自己已經享有的自由擴展到別人身上。起初，他們自身的閑暇和保障可能會縮減，但最終，他們的自由以及整個社會的自由水平都會得到提升。無論如何，這樣一種自由的轉換、重塑和擴大都不能用來為任何類似下面這樣的論斷提供根據，即所謂新狀態必然比老狀態要更不自由。
然而有些自由的保持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像和平一樣，它們是19世紀經濟的副產品，並且我們已經開始出於它們自身的原因而珍視它們。政治與經濟的制度性分離——這種分離對社會的存在產生了致命危險——幾乎自動地產生了以公正和安全保障為代價的自由。公民權利、私人企業和工資制度熔鑄成一種生活方式，它大大有利於道德自由和精神獨立。法律的自由和實際的自由在這裏再一次地融成了一個共同的基礎，這個基礎的構成要素是無法明確區分開來的。其中，有些如失業和投機利潤等，都是罪惡的產物；另一些則屬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最可貴的傳統；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保留這些從崩潰了的市場經濟中繼承下來的有價值的遺產。毫無疑問，這是一項偉大的任務。不管是自由還是和平，都不能在那個經濟體系之下得到制度化，因為它的目的是生產利潤和福利，而不是自由與和平。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擁有自由與和平的話，我們就必須有意識地在將來為它們而奮鬥；自由與和平必須成為我們嚮往的那些社會的既定目標。有充分理由相信，這就是當今世界努力保障和平和自由的真正涵意。一旦源自19世紀的和平不再令人關注，和平的願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就取決於我們能否成功地建立一個國際秩序。至於個人自由的存在與否，則取決於我們能否有意識地創造創造保衛其存續和擴展的機制。在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裏，不服從(nonconformity)的權利必須被制度化地保護起來。個體必須能夠自由地遵從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懼社會生活某些領域中那些受行政委託的權力。科學與藝術應該永遠處在文學藝術界(the republic of letters)的保護之下。強制永遠不應該是絕對的；「反對者」應該有一個適當的位置頤養天年，有一個得以維生的「次優」選舉。這樣就能保證作為一個自由社會標誌的不服從的權利。
社會整合的進展應該伴隨着自由的增長，計劃的發展應該包括社會中個體權利的加強。人的不可取消的權利，必須能在法律的保護下得以踐行，即使是面對至高無上的權力，不論這種權力是個人的還是匿名的。對於作為權力濫用根源的科層制的威脅的真正回應，就是創設一些由牢不可破的規則保護起來的專斷的(arbitrary)自由領域。因為，無論權力下放有多麼慷慨，中央的權力卻總是在加強，並因而總是存在着對自由的威脅。這一點即使是對民主社會自身、職業團體以及工會的各種機構而言也不例外，儘管這些組織的職能就是保護每個個體成員的權利。這些組織的龐大規模本身就會使其成員感到無助，即使他沒有理由用惡意來揣測它們。一旦成員的觀點或行動觸及掌權者敏感之處，情況就更是如此。僅僅只有關於權利的宣稱那是不夠的，需要有讓這些權利發揮作用的制度。人身保護權(Habeas corpus)原本不應當是法律確定個人自由的最後的憲法根據。到目前為止尚未被承認的公民權利必須被添加到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之中。公民權利必須能夠壓倒一切權威，不管是國家的、市政的還是職業的。在這些有待承認的個人權利中，第一位的應該是在不斷改善條件基礎上的工作權，而不論他或她的政治觀點或宗教觀點、膚色或種族是甚麼。這意味着保證其免於成為犧牲，不管這種犧牲有多麼的隱晦。眾所周知，產業法庭一直是在保護公眾的個體成員免於專斷權力——像早期鐵路公司這樣的凝聚體(agglomerations)——的侵犯。產業法庭碰到的另一種濫用權力的類型，是英國的基本工作秩序(the Essential Works Order)或者美國的「勞工凍結」(freezing of labor)，在緊急狀況中，它們會有幾乎無限的機會來推行對工人的歧視。只要公共輿論堅定地支持民事權利的改善，就總能發現能夠維護個人自由的特別法庭或法院。維護個人自由應該不惜任何代價——哪旨是以生產效率、消費經濟和管理理性作為代價。工業社會能夠承受自由。
市場經濟的逝去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的開始，這個時代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法律的和實際的自由能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廣泛、更普遍的方式存在；規制和控制不只是使少數人，而是使所有人獲得自由。自由不是作為從源頭上就腐敗了的特權的附屬物，而是作為一種遠遠超出了政治領域狹隘界限伸展至社會自身內部組織的規範性權利而存在。這樣，老的自由和民事權利被添加上了新自由的基礎，這種新的自由是由工業社會向所有人提供的閑暇和保障所產生的。這樣一個社會能夠同時承擔起公正和自由。
但是，我們發現這條道路被一個道德障礙所阻擋。計劃和控制被攻擊為對自由的否定。自由企業和私人所有權被宣稱為是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據稱，任何基於其他基礎之上的社會都不能被稱為是自由的。由規制所創造的自由被指責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貶斥為奴役的偽裝。社會主義者徒勞地承諾了一個自由的王國，因為手段決定了目標︰使用計劃、規制和控制作為其手段的蘇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把她在憲法中承諾的自由付諸實施，並且，批判者們追加道，這種自由很可能永遠不會付諸實施……但是，反對規制也就意味着反對改革。在自由主義者那裏，自由的理念就墮落為對自由企業的鼓吹——今天，這種想法已被大量出現的巨型托拉斯和壯觀的壟斷組織化成了一種虛構。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閑暇和保障無需提高的人擁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眾僅擁有微薄的自由，儘管他們徒勞地試圖利用他們的民主權利來獲得某種保護，以便使自己免於被財產擁有者所攜帶的權力所傷害。不止如此。在任何地方自由主義者都沒能成功地重建自由企業，這種努力由於內在原因注定是要失敗。正是他們這種努力的結果，巨型企業開始在一些歐洲國家安家落戶，附帶地，各種牌號的法西斯主義也由此得以確立，比如在奧地利。計劃、規制和控制，這些他們希望被作為對自由的威脅而禁止的東西，就這樣被自由公認的敵人利用來徹底地廢除自由。由於自由主義者對任何包含計劃、規制和控制的改革的阻礙，法西斯主義的得逞才變得在實際上無法避免。
自由在法西斯主義面前的徹底破滅，實際上是自由主義哲學不可避免的後果，這種哲學宣稱權力和強制就是罪惡，自由要求它們從人類共同體中消失。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這在一個複雜社會中已是顯而易見的。沒有任何可選擇的餘地，要麼堅持對虛幻的自由理念的絕對忠誠從而拒絕社會的現實，要麼接受這個現實從而拒絕自由的理念。第一個是自由主義者的結論，後一個是法西斯主義者的。似乎再沒有其他的可能了。
無可避免地，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自由的可能性本身成了問題。在一個複雜社會裏，如果規制是擴大和加強自由的唯一手段，而這個手段的使用又是與自由本身相對立的，那麼這樣一個社會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非常清楚，這個兩難困境的根源在於自由本身的含義。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我們的理想給出了一個錯誤的指向。它看起來相當於去實現一個本質上是烏托邦的期望。沒有權力和強制存在的社會是不可能的，沒有強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假定社會單是由人的意志和願望所塑造的，這是一種幻想。然而這正是對社會的市場觀點的結論，這種觀點將經濟等同於契約關係，而將契約關係等同於自由。激進的幻覺認為，人類社會中沒有甚麼不是源自個體的意願，並因而也沒有甚麼是不能被人們的意願所去除的。人們的視野被市場所限制，市場將生活「碎裂」為生產者部分和消費者部分，生產者部分以他的產品到達市場為限，消費者部分則從市場獲取所有商品。一個部分「自由地」從市場獲得他的收入，另一個部分在市場「自由地」花費他的收入。社會整體性隱匿了。國家的權力被忽略不計，因為它的權力越小，市場機制就運轉得越順暢。不管是投票者或所有者，也無論是生產者或消費者，誰都不用對諸如發生失業和飢饉時自由所受到的粗暴限制承擔責任。每一個正派的個體都可以設想，他不必為他個人所反對的國家的任何強制行為負責；也不必為他個人並未從中獲益的社會的經濟災難負責。他「自食其力」，「不欠任何人」，也沒有被牽扯進權力和經濟價值的罪惡中。他對此之不負責任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於他以他自由的名義否認了所有這些罪惡的實際存在。
但是權力和經濟價值是社會實在的一個範式。它們並非源於人類意願，不與它們合作是不可能的。權力的功能是使某種程度的遵從得到保證，這種遵從對群體的生存是必要的；它的最終源泉是某種主張——誰能使自己免於持有這種或那種主張呢？經濟價值就在於保證生產出來的產品的有用性，它必須先於生產它們的決定而存在，它是勞動分工的保證。經濟價值的源泉是人類的欲望的物品的稀缺——我們又如何可能不會渴望某件東西比其他的更甚？任何主張或欲望都會使我們成為創造權力和構造經濟價值過程的參與者。任何除此之外的自由都是無法想像的。
我們已經到達了我們論證的最後階段。
放棄了市場經濟的烏托邦，我們就得直面社會的現實。這正是作為一方的自由主義與作為另一方的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分界線。雙方之間的首要區別並不是經濟上的，而是道德上和信仰上的。即使雙方承認相同的經濟學說，那也不只是僅有差異，它們實際上體現了相反的原則。將它們區分開來的最終一點仍舊是自由。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社會現實的接受都帶着一種終極的目的論，這種終極目的論曾經用關於死亡的知識來塑造人類的意識。權力和強制是現實的一部分，將它們拒之於社會之外的理想顯然是無效的。使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區別的問題是，在這種關於死亡的知識的燭照下，自由的理念是否還可以被堅持︰自由是一句空話、一個誘惑、一個用來毀滅人類及其作品的設計；或者，人類在面臨這種知識時，仍可重申他的自由並為在社會中實現自由而奮鬥，且同時又不致墜入道德虛無主義的陷阱？
這個急切的問題概括了人類的處境。這項研究的精神和內容應該為此指出一個答案。
我們援引三項基本事實，我們相信正是這三項基本事實構成了西方人的意識︰關於死亡的知識，關於自由的知識，關於社會的知識。其中第一個，根據猶太人的傳說，是從舊約故事得到啟示的。第二個，根據新約的記載，是在耶穌的教導中，通過對人的獨特性的發現而得到啟示的。第三個啟示是我們通過在工業社會中的生活而得來的，並沒有哪個單獨的偉大名字與這個啟示相連，也許羅伯特‧歐文最接近於成為它的傳遞媒介。它是現代人意識中的根本元素。
基於對社會的現實認識，法西斯主義者的回答，是對自由要求的拒絕。基督教關於個體的獨特性和人類的一體性(oneness)的發現被法西斯主義拒絕了。這裏就是它墮落傾向的根源。
羅伯特‧歐文第一個認識到《福音書》忽略了社會現實。他將此稱為基督教對人類的「個體化」，並且似乎相信，只有在一個合作性的共同體(commonwealth)中，「基督教中所有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才不會與人分離。歐文意識到我們從耶穌的教導中獲得的自由無法應用到一個複雜社會中。他的社會主義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對人類的自由權利的堅守。西方文明的後基督教時代已經開始了，在這樣一個時代裏，《福音書》不再是完備的，儘管它仍舊是我們文明的根基。
由此，社會的發現既是自由的終結，也是自由的重生。儘管法西斯主義者甘心讓自己放棄自由而去膜拜作為社會現實的權力，但是，社會主義者一方面讓自己順應那個現實，另一方面則不顧現實如何，仍然堅守着自由權利。人類已經成熟了。並且能夠以人的方式生存於一個複雜社會之中。讓我們再次引用羅伯特‧歐文那富有啟發性的話︰「如果某些惡的原因不能被人類即將獲得的新力量所祛除的話，那麼他們將會明白，這些惡是必然的和無法避免的；他們將不再會因此產生幼稚而徒然的抱怨。」
順應，一直都是人類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人類接受了死亡的現實，並在此基礎上構築了自己整個生命的意義。人類讓自己順應下面這個真理，即他有一個可能被丟失的靈魂，而丟失靈魂要比死亡更加可怕︰以此為基礎，他建立了他的自由。在我們的時代，人類讓自己順應了社會的現實，這意味着以往那種自由的終結。但是，再一次地，生命從這種終極的順應中生發出來。對社會現實毫無怨言的接受給予了人們不屈不撓的勇氣和力量來消除所有能被消除的不公正和不自由。只要他是真誠地試圖為所有人創造更多的自由，他就無須懼怕權力或計劃會轉而與他作對，並毀壞他以它們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這正是在一個複雜社會裏自由的涵義，它給了我們所有我們需要的確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