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雷蒙‧亞隆，《知識份子的鴉片》，譯林，第三章，<無產階級的神話>，頁89-96。
在19世紀，工人運動的理論家已經構思出三種方法。我們可以將這三種方法簡單地稱為革命的方法、改良的方法和革命工團主義的方法。第一種方法在俄國與中國取得了成功，第二種方法在大部分西方國家取得了成功，而第三種方法則尚未在任何地方取得成功。最後一種方法從許多方面來看是最有吸引力的︰提出由工人自己在勞動地點進行革命；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階級，並為這一階級感到驕傲；拒絕向資本家的家長制作風屈服，或拒絕與小資產階級融為一體。沒有一個地方有工人承擔過生產的管理。與之相反的情況還沒能出現。
技術的進步擴大了研究部門與管理部門的作用，並要求工程師具有較多的權限。技術的進步還減少了純體力勞動者的數目，但與此同時，專業人員的數目也在減少。不過，只要經過幾個星期的培訓就可能勝任工作的熟練工人卻在增加。
由生產者自己來管理生產將可能會意味着甚麼呢？是意味着選舉領導人，還是企業委員會或僱員大會經常協商呢？這些實踐是可笑的或不值一提的。任何人都可以都改進企業、利益分享和薪酬平等提出設想。煽動家們不時闡述的對僱用者壓逼，只在一種象徵意義上才有可能。如果人們同意把私人企業主支付的工資稱為固定的薪酬(計時或計件)，那麼雷諾工廠或高爾基工廠的工人就不再是僱用勞動者了。既然革命沒有在企業中實現，那它就會被拋向政治、工會和政黨。在英國的工會中，工人們受到了一種巨大的、溫和的管理機構的約束，而這些管理機構的負責人的生涯往往以進入上議院或進入冶金行業指導委員會、電力行業指導委員會為結束。那麼，英國無產階級的解放難道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事情嗎？在某種意義上，答案是肯定的。工黨地位的提高是經過鬥爭取得的，它曾經而且現在仍然受到工會的資助和支持。但是，工會所代表的工人，其大多數是被動的，他們不希望更多地在國營企業內部或私營企業內部承擔責任。雖然其工會領導人成了大臣，但工人們在艾德禮政府執政時要求增加工資的熱情並不比在邱吉爾政府執政時有所減弱。工黨內閣是工人們的，但它跟溫斯頓爵士的保守黨內閣並不會有太大的差別。在這兩種不同的情況中，因為他們在道德上沒有與共同體的其餘部分脫離開來，工人們從當政者那裏認識到了自己。
階級之間的歷史障礙的消除，這在其他國家可能完成得更為徹底。有些觀察家認為，瑞典已成為無產階級的社會，在那裏，人們的生活方式大致相同，階級意識已然消除。
在那些為無產階級的悲慘狀況而悲痛，並蔑視由沒有學說的社會主義所取得的成就的人身上，可能有着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虛偽。在20世紀，也許人們無法為自己確定一個更高的目標。但是，即便如此，人們也沒有理由為那些把希望寄託在工人運動身上的知識份子的緘默感到吃驚。
《精神》雜誌的編輯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我們說些甚麼呢？他們說︰無產階級才是普遍價值的承擔者，只有無產階級的鬥爭才是全人類的鬥爭。從上述言論中可以演繹出一些含混不清的看法。例如，我們應該「感謝馬克思使我們認識到，哲學的進步與承載着超越自身的價值的無產階級的進步息息相關」。「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工人地位的提高是當今應當通過參與才能夠思考的事件。」[1]「如果無產階級擔負着未來，那麼它的解放將成為所有人的解放，而不是用被神化的勞工獨裁取代金錢專制的權力的交替。」[2]
哲學教授向我們保證說他參與的「工人地位的提高」，意味着甚麼呢？可以肯定，它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工會組織的加強、社會立法和工業關係的人道化。然而，這些改革並未把工人階級提升到最高的行列。與生產原料打交道，並詛咒着日常生活中的困苦的工人，也許會預防那些生活在話語世界中的人的卑鄙。技術的進步並沒有「提升」工人的地位，它只是用機器取代了雙手，用知識取代了純體力。體力勞動落到社會的底層，並非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過錯，它是科學應用於工業後的必然結果。
在某種意義上，工人地位的提升是真實的。原先那種時代已經過去，在那個年代裏，非特權階級成員被排除在所有知識之外，並被限定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小範圍裏，始終對歷史的命運一無所知。現在的人能讀會寫，相互依賴地生活在大都市裏。權貴們對他們百般討好，以便用他們的名義來進行統治。但是，我們也極為清楚地知道，大眾的時代亦是帝國的時代、強權統治的時代和陰謀的時代。皇帝或警察頭目在皇宮陰謀中被暗殺，這樣的事情與紐倫堡閱兵大典或莫斯科的五一節慶祝活動屬於同一個時代。工人組織的力量使得作為個人的工人日趨消極被動。在鐵幕的兩邊，真正的工人文化正日趨消亡。
此外，「工人階級地位的提升」的提法以及「金錢專制」和「勞動的文明」等提法均是含混不清的。人們得推測使用這些提法的人的意願。為甚麼人們沒有為了一種理想而把自身最好的東西用於為集體服務呢？即使可能會被人認為犬儒主義者，我仍然要表示，我不相信任何社會秩序能夠信賴其公民的美德或大公無私。為了獲得最高的產量，計劃經濟的推行者們早已恢復了工資乃至利潤的不平等︰蘇聯的經理們往往將用企業的盈餘所積聚的資金的絕大部分留於自用。
從青年馬克思的著名篇章開始的所有反資本主義和反資產階級的文學作品中，一直存在着對金錢的抨擊。與此同時，左派採用了被那些懷念貴族氣派的文明的思想家所拒斥的「普遍舒適」(le confort universel)的理想。現代世界的敵人，如萊昂‧布洛瓦之流、貝爾納諾之流和西蒙娜‧韋伊之流，他們有理由去揭露金錢的危害。但是，進步主義者們卻對機器沒有在兩百年中戰勝千年的貧困、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國家沒有從財富的平均分配中受益憤慨不已。他們究竟要指望甚麼樣的奇蹟？如果他們不希望老年人突然改變主意，那他們就應當把賭注押在可贈予財產奇蹟般的增加上，並為了這一目的，而向那些最精力旺盛、最雄心勃勃的老人許諾塵世的回報。計劃化、集體所有制消除了某些利潤的形容，但是，它們沒有消除這個世界中對財產的貪欲，簡而言之，沒有消除對金錢的欲望。現代經濟，不管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都必定是貨幣經濟。
在所有社會中，都會有少數人藐視金錢，並具有自我犧牲精神。這類人在革命政黨或剛剛從革命中產生的政體中比穩定的政體要多一些。在人們把一時的成功、商業上的成功置於首位的文明中，這種人更是特別稀少。社會的性質並不會順從於空想理論家的意願。禁止共產黨員領取多於工人的工資的做法，在狂熱時期尚未結束時就已終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人們把過去的「發財致富」口號用於社會主義勞動競賽。而且，還可能，甚至很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即蘇聯公民對其領導人的特權的痛恨不及美國公民對資本家的特權的痛恨。
但是，有人可能會說，在蘇聯，金錢已不再佔據統治地位，因為富人已不再憑藉其財富而擁有政權︰統治階級依靠的是黨和理念。在被統治者看來，統治者所仗恃的合法性並不比權威的行使方式要重要。在鐵幕的另一邊，經濟權勢和政治權勢均操縱在同一只手裏，而在鐵幕的這一邊，它們則分別掌握在一些相互關聯和對立的團體手中。權力的分散是自由的條件。
革命者們借助理想主義，把完全消滅工業社會中的弊病(這些弊病確確實實存在)這一超人類的使命賦予工人階級。他們沒有勇氣承認，隨着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資產階級化，它會喪失那些看上去似乎該賦予它一種天職的美德。
真實的解放留下的缺陷，自由工團主義的單調乏味的審慎，使得知識份子容易受到理想的解放的誘惑。工人在英國或瑞典的真實的解放就像英國式的星期天那樣令人厭煩，而蘇聯工人的理想的解放，則像對美好的未來進行一次造訪或一場突然降臨的災難一樣具有迷惑力或懾服力。也許，電視機將會除掉罩在莫斯科已獲得解放的無產階級身上的殉道者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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