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曼，《自由》，<自由、社會和社會體制>

選自鮑曼，《自由》，<第四章 自由、社會和社會體制>，吉林人民，頁93-113。

第四章 自由、社會和社會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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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縱觀資本主義歷史的開始階段，其特徵是工作同時佔據了個人、社會及體系層面上的中心位置。實際上，工作充當一種把個人動機、社會整合和體系管理相統一的紐帶，並作為一種主要的機構來負責它們三者的協調和一致。

資本主義進行到消費者階段以後，工作被逐漸擠出中心位置，個人自由(以消費者形式存在)進入了。也許最初只是擅自佔用的形式出現，但是慢慢地越來越多地以合法的形式出現。在克勞斯‧奧弗(Claus Offe)的文章中，工作在個人層面上逐步地「遠離中心」了，它與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相比顯得並不重要，並且在人的一生中被定位在相對次要的位置。它顯然不能與自主、自尊、家庭幸福、娛樂、消費的愉悅以及物質財富的擁有這些個人滿足和幸福的條件相比較。然而，工作在社會以及體系的層面上也已「遠離中心」了。在每一個層面上，消費者自由已經取代了工作的位置。它充當了聯繫個人生活世界和系統的理性的重要紐帶——協調個人動機，社會整合及社會體制管理的重要力量。

關於個人生活中的消費自由，我們在上一章節中講了很多。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些相關內容，比如只有通過市場才能獲得商品和服務，已經取代了曾一度被「工作倫理」(一種規範性壓力，促使個人通過在生產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成功的職業所證明的卓越表現來尋求生命的意義及自我認同)所佔據的位置。在「工作倫理」所推動的社會裏，與工作本身相比，如果物質的獲得是第二位的(它們的重要性主要在於驗證工作的成效)，那麼在「消費倫理」引導的生活中情況就不一樣了。在這裏，工作是(至多)有效的；人們在物質報酬中尋求滿足、自主和自由。生產工作和個人解放的持久姻緣(或許不完美)最終破裂。而這一次，個人解放又與消費者市場聯繫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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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體制在它的消費階段不再壓制人們的追求快樂，反而利用它讓自己永存。而生產商受快樂原則的驅使卻給贏利導向的經濟帶來了災難。然而，如果消費者不受同樣原則的驅使，則會帶來同樣的災難。由於資本家在控制生產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並在生產領域中佔有穩固的支配地位，現在可以使快樂原則在消費領域得以充分施展。事實上，潛在的、麻煩的快樂傾向已經找到了安全的出路，因此生產仍然是安全的。

對於消費者來說，現實並不是快樂的敵人。追求享受不再具有災難性的後果。就如消費者自己所感受的，現實也是追求快樂。自由是在滿足程度或大或小間作出的選擇。而選擇前者比選擇後者更具合理性。對於消費制度來說，花錢買快樂的消費者是必須的；對於個別消費者來說，花錢是一種義務——可能是最重要的義務。花錢也有一種壓力︰在社會層面上，存在象徵符號競爭的壓力，即通過認識到差別和不同而進行的自我改進的壓力，以及通過生活方式和具有象徵意義的身份而得到社會的認可的壓力。在體制層面上，存在大大小小貿易公司的壓力，這些公司壟斷了對美好生活的定義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具體需求和滿足方式的解釋。而這些壓力卻不會使人感到是壓抑。他們的屈從可以使之得到快樂，不僅僅是因為屈從「比自我更偉大的事情」而產生的喜悅——埃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im)過早地把這歸因於他所處的、幾乎是前消費社會的「社會循規行為」，並將這假設成是任何類型社會(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中所有循規行為的普遍特徵——而是直接的感觀刺激，如美味的食物、宜人的香味、醉人的飲料、快樂地開車，或是被一些既聰明又漂亮機靈的人圍繞着的快樂。有如此這般享樂的義務，誰還需要權利呢？

當代社會的研究者和分析家反覆強調，現代人的思想和行動受到所謂的「大眾傳播媒體」的深刻影響，他們的觀點與盛行的一致；但是，他們所說的「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與時下對媒介(尤其是電視)的評論有很大的區別。後者對「影響」的理解是簡單而又直接的︰比如說，用確定的語言來使人們相信自己所聽到的東西，或者給人們製作一些觀看後會仿傚的動作片。公共道德的維護人(自我保護人)反對在公共場合下出現暴力和性的場景；他們認為，觀眾自身存在的暴力本性和性欲全因這種場景而激發，並受此鼓勵而去尋求發洩。沒有確定的研究結果來說明這種假設是對還是錯。觀眾對於電視的有害道德影響最擔憂的是，借助電視可以展現出總體的現實，而不是單個節目或場景，這正是問題所在——但這一點根本未受重視。人們可以發現，觀眾無視大眾媒體對他們生活的「全球性」影響，這本身就是全球影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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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研究表明，電視不僅以戲劇的形式揭露「現實的世界」，還使之變成了戲劇，並塑造成戲劇事件的形象。在電視的影響下，「現實世界」真正地成為了舞台劇。許多「真實的」事件的發生僅僅是因為它們潛在地可以拍成「電視」；眾所周知，公共人物、政治家和恐怖份子之類，都是「為電影而表現的」，他們都希望電視能把他/她們的私人行動轉換成公共事件，並意識到這將會對他們有不同的影響。然而，難以理解的是越來越多的「事件」只在電視中出現。……丹尼爾‧戴揚(Daniel Dayan)和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認為，電視(通過積極的知名人士和宣傳機構的合作)展現自身的最初事件逐漸取代了純粹的「複製事件」，儘管事件無論如何都會發生，它還是給觀眾提供接近事件的途徑，否則觀眾不能參與事件。這些媒體事件，「不是對事態的描述，而是引起事態發生的象徵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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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世界似乎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自我封閉能力。假如媒體世界已顯示出這樣一種明顯的趨勢，即蠶食(並征服)以前由外在力量所支配的領域，那麼它很可能成為並且應該成為檢驗自由消費者經驗的唯一現實。假如媒體世界和消費者的經驗是相互共鳴的，並彼此提供十分有力的「現實檢驗」。那麼引導個人生活的消費取向，在社會層面上可以十分完備地充當社會整合的主要因素。

媒體世界是包羅萬象而多姿多彩的，它可以填滿觀眾的整個視野，吸引他們的全部注意力。對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再問津。留在媒體世界之外的事情，大部分是政治；媒體所能描述的唯一世界往往不容易容納這部分內容；那些抽象而至關重要的政策選擇，或是與人類生活的體制層面而不是與個人層面相關的歷史趨勢，則更難進入媒體世界。為此也往往不能輕易轉化為形象、充滿激情的戲劇以及有趣的個人故事。政治進入媒體的唯一形式是按照媒體的尺度來改造自己。政治作為充滿個性的戲劇，作為個別政治家的成功或失敗，作為性格、動機和志向的衝突，作為永恆的不變的人類喜劇的另一種(儘管並不特別激動人心)表演，出現在媒體世界。令人喜愛或令人厭惡的性格特徵，面對對手挑戰所表現的勇敢和怯懦，以及政客們表現的誠實與狡詐，都遠比政策的優劣更為重要。原因非常簡單，這些特徵通過電視的戲劇符號更容易傳達(或令人感興趣地傳達)。政治活動中這類無關緊要的個人行為吸引了人們所有的注意力之後，更使人們全然看不見許多根本性的政治問題。悖論的是，大眾媒體使信息洪流成為可能，卻反而放棄了社會存在的最基本條件。

由於政治只通過公共關係專家和公共關係活動而暴露在絕大多數的公民面前，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免於公眾的控制。這很像邊沁的監督者，「監視而不被人發現」。只要這不是必然經過事先計劃或者陰謀算計而形成的，它當然會使政治家們感到欣喜。使公眾保持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以致他們僅能夠看到有意呈2現在他們面前的東西，這就給了政治家一種額外的自由，使他們可以任意地追求他們所界定的「出於國家利益」的東西，而不管這種情況被公眾知曉後表示多麼的不贊同。政府迄今為止並未依賴大眾媒體的自發性選擇，而是利用其他手段來維護其自由王國不受侵犯︰從而盡可能避開公眾的耳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政府的這種做法，往往與意圖相違背︰一旦當權者以欺詐、不能公之於眾的、機密的方式處理問題這一點被揭露後，即使是沈悶的技術問題，也會突然成為「媒體珍聞」。

然而，將政治的「隱匿行為」解釋成為媒體發展中的副產品，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政治逐漸從個人生活的視野中消失，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媒體的革命，但卻並不是由它所引起的。除非考慮到資本主義消費階段國家作用的變化，否則是不可能充分理解上述情況的。可以認為，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昔日由國家所承擔的「再商品化」這一曾是舉足輕重的角色，正在慢慢地消亡；其次是，在資本統治體制中，它有賴於社會其餘人充當實際和潛在的生產者。國家日益退出對勞資關係的直接干涉，減少對再生產財富(作為資本)和人類個體(作為勞動)的領域的關注和責任。在我們現有的體制中，資本主義最初是作為消費者而介入社會行為的。但這種介入並不需要國家的主動干涉。產生共識和恰當的社會行為，都由消費市場負責完成。共識行為總是與自由市場和個人選擇自由相伴隨——但是意識形態上的共識並不是其必要條件。個體尋求需要不斷上升的滿足感，這種市場導向成了社會整合所需要的一切。強制也沒有必要了；在資本主義歷史的某個階段中，人們不得不被逼去工作(人們不會忘了邊沁的觀點，他曾將工廠比做監獄一般的場所)，但是吸引人們去參與市場競爭並不需要強逼，更不用說暴力了。由於合法性問題已不再是國家的突出任務，強制手段也很少用來保持循規行為，政治從日常生活圈中消失既不是人為的，也不令人感到遺憾。承諾對私人化的個人消費世界再「政治化」，以及干涉已屬於消費者和市場之間私人事件的政治力量，使得大多數市場競爭者都存有戒心和高度警惕。即使個人需要這類外部管制，他們也寧願自己去選擇和獲得。他們情願自己選擇醫生、律師或者老師來管制。

希爾斯曼(A. O. Hirschmen)曾經區分兩種方式使公民能控制管轄他們的人，並分別稱做「退出」和「申述」。當這種區分被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批發商和零售商互相作用時，似乎是相當有功效的；事實上，消費者因此也限制了供應商的自由，他們可以買也可以「退出」，或者通過消費者保護協會或監察委員會來積極參與調整供應結構。這樣，人們可以期望影響供應商，而他們也會按照消費者的要求來調整自己。然而，認為那些希望對政府施加壓力的公民會用「退出」和「申述」這兩種方式是難以令人置信。不必調動和限制公民活動的政府，也不會因為他們大量退出政治而受到特別的困擾；相反，政府對民眾的政治冷漠和消極態度產生了興趣。當今的政府非常關心的是沒有異議，而不是民意的支持。消極的公民完全符合上述要求，這種人不會造成任何傷害；至少在正常的、和平的情況下不需要他們幫忙。退出政治意味着間接接受某種政府形式，至於積極參與政治決策與否，這種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不會失去甚麼，也不會得到甚麼。

消費者市場作為一個整體可以看作是從政治中的制度化退出；或者是作為一種很強的誘惑力，意圖鼓勵預期的消費者脫離枯燥、單調、乏味的政治和官僚的管轄。消費者則站在一旁推動這一過程，並使遷移者的獎品更加誘人。「推力」和「拉力」加速了進入市場的運動，人們都不再寄幻想於擁擠的教室、骯髒而不可靠的公共運輸工具以及資金短缺的國民保健服務機構中長長的隊伍和草率的診治；他們樂於這樣考慮︰自己選擇時間，去看自己選擇的醫生，或者送孩子去他們自己選擇的學校，接受他們選擇的教育權威的指導。從政治上管理的公共場所，越不令人滿意，越令人壓抑，則公民就越熱切地感覺要「把自己贖出來」。如果他們能這樣做，他們將離開公有的、從政治上控制的服務機構。這樣的人越多，則那些無法「退出」的人身上殘留的力量和損害就越少。政府改善公共部門的工作並使其服務更吸引人的壓力也越小。因此這種退化在加速繼續進行着，而且退卻過程中還增加了能量。

現代的政治科學確立了一種「中間投票人原理」，大致是說，「只有得到大多數投票支持的議案才會被批准。」根據這項理論，政府就避免分配資源給少數派，即使這些小群體急需並且沒有這些資源就不能做事。將資源分給少數派是不受歡迎的，其餘的大多數會認為他們(作為征稅人)不堪負擔。如果少數派真正逼切地需要，而且不能再被忽略，那麼政府也會分配一些給他們。但只能以某種形式分配，且這種形式也不會招致無須他們的人非議。例如，政府不是令人欣慰地撥款給真正貧困的孩子和青少年接受教育，而是把一小筆錢(這對一些人是不夠的，但對另一些人卻有餘)分給所有人，或者至少說是給予人類較大的群體，以此贏得「中間投票人」。這個代價是非常高的，因此政府寧願不進行分配，他們用減少征稅的方式盡量安撫這些「中間投票人」。只有被忽視的少數派真正形成「令人害怕的力量」時，這種偏向才會被糾正。

大量境況較好的社會成員的退出，使得境地較差的那些人的「申述」難以引起反響——他們的力量太小，使得政府放心地置之不理。贊成這種忽視的聲音進一步淹沒了抗議聲。由於「退出」在數量和範圍上都在擴展，從而使政府擺脫了「平民百姓」的壓力，然而生活依賴政府決策的人發現，他們的「申述」能力在迅速消失。由多數原則引導的抗議(如「中間投票人」原則的表述)民主程序已經變得毫無意義，他們的抗議被稍類到法律和秩序方面，並隨時予以壓制。在消費時代，政治的模糊性體現在，一些人對決策有影響力但缺乏激情，而另一些人依賴政治決策卻又無力影響它們。

在消費者社會內部，有些人缺少從政府機構強逼監督中「退出」的機會，他們的申述不足以引起關注。這個範疇是指那些生活貧困或幾乎接近貧困的人，他們長期失業或偶爾獲得非正式的、沒有保障的工作，由於負擔壓力過大，或由於是有色人種或生活在無人投資的「不良區域」。在消費者社會中，這些人被籠統地界定為有缺陷的消費者；他們的「缺陷」(通常是用來證明歧視的合法性)來自於他們沒有能力參加自由選擇的競賽，並喪失了行使個人自由和處理個人與市場之間的私事的能力。典型的對「缺陷」的詮釋是，這類人不能正確地行使所享有的自由，因此，只能由那些為他們着想，知道如何使用這些自由的人來指導、監督、糾正或對他們的不順從進行懲罰。這個定義叫「自我實現」。一旦這些人不知道如何正確去做，就應照其他人的決定去做。一旦這些人被認為不能恰當地利用自由，他們的決定權就應被剝奪或暫時中止，他們的事情理應由他人越俎代庖。這些「其他人」就是國家官僚機構及其授意的御用專家。

在消費社會中，貧窮意味着社會與政治上的無能。首先是被認為無力充當消費者，然後，以一種不由自主和不自由的狀態在法律上被證實和確認，並官僚地制度化。貧窮與收入(遠遠少於公眾的標準)和財產數量(無法滿足基本的、生命所必須的要求)相關，財產可以以「客觀的」方法衡量(當然，這些恰當的觀點都是由那些專家、專業人士想出來的，因為他們「真正知道」哪些是貧窮的狀態，哪些不是)。然而，貧窮並不是量化。像其他社會一樣，在消費社會中，貧窮實質上是一種狀態。艾爾‧史密思(Abel Smith)和湯森德(Townsend)認為貧窮是由「社會效率」(或無效率)狀況決定的。一個貧窮者不能從事作為社會「正常的」成員來說恰當的行為。為進一步說明這個觀點，戴維‧丹尼臣(David Donnison)將貧窮定義為「由於生活水平低而被排除在生活區域外」。我們應該注意到，是甚麼使貧窮的人被排除在社會之外，是甚麼造成他們「社會無效率」的，原因不僅包括缺乏生活資料，而且基於不自由狀態以及政府規章的干預使他們與社區其他成員(他們是自由的、自主的)分離。在自由消費者社會中，受支配的消費被認為是一種恥辱。「社會無效率」也不光彩，而恥辱又使人們的效率更加低下。當代研究人生活的社會學家普遍認為，貧窮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窮人退出社會交往，趨向於打破舊社會的社會紐帶，逃離公眾場所回到家中。家作為一個躲避現實的或幻想中的公眾譴責、嘲笑和憐憫的避難所。

官僚機構希望繼續保持這種缺乏個人自治、自由的狀態。不由自主在消費者社會中被看作是一種剝奪。被剝削者的生活受到官僚機構的支配，這種機構使受害者孤立和無能為力，使他們無力反抗、辯駁，甚至連通過不合作來抵制的機會也沒有。在被剝削者的生活裏，政治權力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政治一方面深深地滲透到個人生存的最隱秘的領域，另一方面則是遙遠的、異己的和不能接近的。官僚們「監視而不被發現」；他們侃侃而談並希望有人傾聽，然而僅限於他們認為值得聽取的東西；他們保留權利來區分部分真正的需要和純粹的妄想、節儉和揮霍、明智和荒謬、「精神健全」和「神經錯亂」。在消費社會中，官僚政治所造成的壓抑是消費者自由的唯一替代選擇，而消費市場是逃避官僚壓力的唯一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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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代社會大多數成員來說個人自由(如果可以獲得的話)是以消費自由的形式出現的，同時帶着所有令人愉悅而又不十分愜意的屬性，一旦消費自由滿足了個人關注、社會整合以及體制再生產的要求(消費自由確實滿足了這種要求)，那麼政治官僚組織的強制壓力就可能消除了，往昔那種觀念和文化慣例的政治引爆力將失去作用，見解、生活方式、信仰、道德價值或審美觀的多元性將會毫無干擾地得到發展。當然，悖論在於，這種表達自由，絕不會使這種體制或者其政治組織受這樣一些人控制，這些人的生活仍然是由上述體制所決定的，雖然是隔着一定的距離決定的。只要消費自由和表達自由是沒有政治效用的，那麼它們就不會從政治上受到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