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發調節的市場與虛擬商品︰勞動力、土地與貨幣
我們對經濟體系和市場發展脈絡分別進行的簡單勾勒已經表明，在我們的時代之前，市場只不過是經濟生活中的附屬品。一般而言，經濟體系是被吸收在社會體系之中的，並且無論經濟活動中主導性的行為原則是甚麼，我們發現市場模式都能與這種原則相容。我們不曾發現，市場模式所體現的交易或交換原則有壓制其他原則而獨自擴張的傾向。在市場得到最充分發展的地方——即在重商主義的情況下，它們也是興盛於集權的中央管理者的控制之下，這種中央管理者的專斷範圍是如此廣泛，從農民的家計到國民生活都被囊括其中。實際上，管制與市場是一起成長的。自發調節的市場是聞所未聞的；自發調節這個觀念的出現本身就是對當時的發展潮流的完全背離。只有在這些事實的燭照下，我們才能充分理解那些構成市場經濟之基礎的、非同尋常的假定。
市場經濟是一種僅僅只受市場控制、調節和指導的經濟體制，物品生產和分配的秩序都被委託給了這個自發調節的機制。這種類型的經濟源自這樣一種預期︰人類以獲取最大的貨幣所得為目標而行動。它假定︰在特定的價格下，市場中可得的貨物(或勞務)與在該價格下的需求相等。它還假定貨幣的存在，並在其持有者手中作為購買力而發揮作用。由此，生產將被價格所控制，因為指導生產的那些人所能獲得的利潤依賴於價格；貨物的分配也依賴於價格，因為價格形成收入，而只有在這些收入的幫助下，生產出來的貨物才得以在社會成員間分配。在所有這些假定都被滿足的情況下，貨物生產和分配的秩序就能單獨由價格而獲得保證。
自發調節意味着所有的產品都以在市場上出售作為目的，而所有的收入都來源於這種出售。相應地，就存在着關於所有工業生產要素的市場，不僅有關於貨物(總是包括勞務)的，同樣有關於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它們的價格分別被稱為物價、工資、地租和利息。這些術語本身就表明收入來源於價格︰利息是使用貨幣的價格，它形成了那些貸款提供者的收入；地租是使用土地的價格，它形成了土地提供者的收入；工資是使用勞動力的價格，它形成了勞動力出賣者的收入；最後，物價成為那些提供了企業服務的人的收入所得，被稱作利潤的收入實際上是兩組價格的差額，即生產出來的貨物價格與其成本——即生產它們所必需的貨物的價格——之間的差額。如果這些條件得到滿足，那麼所有的收入都將源自市場上的出售，而收入也將完全能夠購買生產出來的所有貨物。
由此產生與國家及其政策有關的進一步假設。對市場的形成構成阻礙的任何事物都必須被嚴格禁止，也不能允許收入通過市場銷售之外的任何其他渠道獲得。任何通過調整價格來改變市場狀況的干涉行為都必須被禁止，不管這裏的價格是關於貨物、勞動力、土地，還是貨幣。由此，不僅必須存在關於所有工業生產要素的市場[1]。而且將會影響這些市場運作的任何措施或政策都必須被否定。不管是價格、供給，還是需求，都不能被固定或管制。只有這樣一些政策和措施才是適宜的︰通過創造有助於市場成為經濟領域唯一的組織力量的各種條件，保證市場的自發調節。
為了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意味着甚麼，讓我們暫時回到重商主義以及全國性市場迅速發展起來的那段時期。在封建主義和行會制度下，土地和勞動力形成為社會組織本身(那時貨幣尚未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元素)的一部分。土地，作為封建秩序的軸心要素，乃是軍事、司法、行政和政治體系的基石；其地位與功能由法律和習俗規範所決定。土地所有權能否轉讓；如果能，轉讓的對象是誰、要受到甚麼限制；其中包含甚麼樣的財產權利；某些類型的土地可以作甚麼用途——所有這些問題都被移出買賣的組織之外，並被置於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制度控制之下。
勞動力的組織情況也是一樣。在行會制度下，與從前所有經濟體系中的情況一樣，生產活動的動機和環境是嵌入社會的一般組織之中的。師傅、熟練工和學徒之間的關係，同業關係，學徒的數量，以及工人的工資等所有這些都是由行會和城鎮的規章和習俗規定的。重商主義做的不過是將這些規定統一起來，統一的方式或者是像英國那樣通過頒布法規來實現，或者是像法國那樣通過將行會「國家化」來實現。至於土地，只有在與地方特權發生關係時，其封建狀態才被徹底廢除；在其他情況下，土地仍舊是不准買賣的(extra commercium)，無論是在英國還是法國，情況都是如此。直到1789年大革命之時，地產仍舊是法國社會特權的來源，甚至在那之後的英國，關於土地的普通法本質上還是中世紀性質的。重商主義，儘管以盡其所能地推進商業化著稱，卻從未試圖將生產的兩種基本要素——勞動力和土地——變成商業活動的客體，也從未攻擊過相關的保護措施。在英國，通過《工匠法》(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1563)和《濟貧法》(the Poor Law)(1961)實現的勞工立法「國家化」使勞工脫離了危險境地，而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的反圈地政策則是反對將土地財產作為獲利之用的持久努力。
重商主義，無論如何高調地堅持把商業化作為一項國策，卻以與市場經濟截然相反的方式理解市場。重商主義的這一面最集中地體現於它在工業中極大地擴展國家干預的這一舉措中。在這一點上，重商主義與封建主義之間，戴着王冠的計劃者與既得利益者之間，中央集權的官僚與保守的排他主義者之間並無區別。他們的分歧僅僅在於管制的手段︰行會、城鎮和地方省份求助於習俗和傳統的力量，而新興的國家權威則偏愛法律和訓令。但他們都同樣反對將勞動力和土地商業化——而這正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行業工會和封建特權在法國直到1790年才被廢除；在英國，《工匠法》直到1813-1814年才被取消，而伊麗莎白一世時代創立的《濟貧法》的取消要等到1834年。無論兩國中的哪一個，在18世紀的最後十年之前，還未曾有人提及建立一個自由勞動力市場的議題；而經濟生活的自發調節的觀念更是完全超出了那個時代的視野。重商主義者關心的是發展國家的資源，包括通過貿易和商業實現的充分就業；土地和勞動力的傳統組織方式在他們看來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在這方面遠離現代觀念的程度並不亞於其在政治領域——他們沒有任何民主傾向，而是信仰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開明君主的統治——遠離現代的程度。就像朝着民主體制和代議政治的轉變是對時代潮流的徹底逆轉一樣，18世紀末從被規制的市場向自發調節的市場的轉變代表了社會結構的徹底轉型。
一個自發調節的市場必須把社會制度性地分離為經濟和政治兩個領域。實際上，這樣一種二分法不過是從社會整體的角度重申了一個自發調節市場的存在。也許有人會提出，這兩個領域的分離存在於所有時代的任何社會。然而，這是一個沒有根據的論斷。的確，沒有任何社會能夠在缺少某種程度保證貨物生產和分配秩序的體制的情況下存在，但這並不意味着就存在與社會其他部分相分離的經濟制度；通常而言，經濟秩序不過是社會秩序的一種功能，前者寓於後者之中。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管是在部族的、封建的還是重商主義的條件下，社會中都不存在一個分離的經濟體系。19世紀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經濟活動被孤立出來並歸於一種獨特的動機——確實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轉折點(singular departure)。
除非社會以某種方式屈從於它的要求，否則這樣一個制度模式就不可能運轉。市場經濟只能存在於市場社會中。我們是通過對市場模式的一般分析達到這個結論的，而現在我們可以給出這個論斷的具體論證了。市場經濟必須囊括工業生產所需的所有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在市場經濟中，貨幣也是工業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貨幣之納入市場經濟將會產生影響深遠的制度後果。) 但勞動力和土地只不過是構成社會的人類本身和社會存在於其中的環境。將它們囊括進市場機制就意味着使社會生存本身屈從於市場的法則。
我們現在可以以更具體的方式分析市場經濟的制度特性及其對社會構成的威脅。首先我們將描述市場機制用以控制和指導工業生活實際要素的手段；接下來，我們將努力把握這樣一種機制對社會——此時社會已經屈從於這種機制的掌控之下——產生的影響的性質。
只有借助商品(commodity)的概念，市場機制才得以適合(geared to)工業生活的諸多要素。在這裏，商品被經驗性地界定為為了在市場上銷售而生產出來的物品；而市場則同樣被經驗性地定義為買方和賣方之間的實際接觸。相應地，工業的每一種要素都被認為是為了銷售而生產出來的，唯其如此，它們才成為與價格相互影響的供求機制的操控對象。從實踐來講，這意味着必須存在關於每一種工業要素的市場；在這些市場中，這些要素的每一種都被組織成一個供給組和一個需求組；每一種要素都有一個與供求狀況相互影響的價格。這些市場——它們的數量是無限的——相互勾連，形成一個總市場(One Big Market)[2]。
關鍵就在於︰勞動力、土地與貨幣是工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們同樣必須被組織在市場之中；實際上，這些市場形成了市場經濟體系的一個絕對關鍵的組成部分。但勞動力、土地與貨幣顯然都不是商品；這樣一個基本假定，即任何在市場上買賣的東西都必須是為了出售而生產出來的，對它們而言顯然是不成立的。換言之，根據商品的經驗定義，它們不是商品。勞動力僅僅是與生俱來的人類活動的另外一個名稱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為了出售，而是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並且這種活動也不能分離於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轉移或儲存；土地不過是自然的另一個名稱，它並非人類的創造；最後，實際的貨幣，僅僅是購買力的象徵，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生產出來的，而是經由銀行或者國家金融機制形成的。三者之中沒有一個是為了出售而生產出來的。勞動力、土地與貨幣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虛構的。
然而，正是在這種虛構的幫助下，關於勞動力、土地與貨幣的實際市場才得以組織起來[3]；它們實實在在地在市場被購買和出售；對它們的需求和供應都數量巨大；而且任何阻礙這些市場形成的政策或措施都不可避免地會危及整個市場體系的自發調節。所以，虛構商品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一個命運攸關的組織原則，這個原則以最多種多樣的方式影響了社會的幾乎所有制度︰該原則即是，任何可能妨礙市場機制沿着虛構商品的路線而運轉的安排或行為都必須被禁止。
可是，當關涉到勞動力、土地與貨幣時，這樣一個基本假定無法得以維持。如果允許市場機制成為人的命運，人的自然環境，乃至他的購買力的數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麼它就會導致社會的毀滅。因為「勞動力」(labor power)這種所謂的商品不能被推來拉去，不能被不加區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棄置不用，否則就會影響到作為這種特殊商品的載體的人類個體生活。市場體系在處置一個人的勞動力時，也同時在處置附在這個標識上的生理層面、心理層面和道德層面的實體「人」。如若被剝奪了文化制度的保護層，人類成員就會在由此而來的社會暴露中消亡；他們將死於邪惡、墮落、犯罪和飢餓所造成的社會混亂(dislocation)。自然界將被化約為它的基本元素，鄰里關係和鄉間風景將被損毀，河流將被污染，軍事安全將會受到威脅，食物和原材料的生產能力也將被破壞殆盡。最後，對購買力的市場控制將週期性地肅清扼殺商業企業，因為對後者而言，貨幣供給的漲落不定會產生如同洪水與乾旱之於原始社會的巨大災難。毫無疑問，勞動力、土地與貨幣的市場對市場經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社會都無法承受這樣一種粗陋虛構(crude fictions)的體系所造成的影響，哪怕只是片刻之間。除非人類的和自然的實體以及商業組織都能得到保護，能夠與這個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相對抗。
市場經濟的極端人為性(artificiality)根植於以下事實，即在這裏生產過程本身乃是通過買和賣的形式來組織的。在一個商業社會中，為市場而組織生產的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不可行的[4]。中世紀晚期，為出口而進行的工業生產是由富有的市民來組織的，並且整個生產過程都是在他們自己的城鎮，在他們的直接監控下完成的。後來，在重商主義社會，生產由商人來組織並且不再局限於城鎮之中；這是一個「外判」(putting out)的時期，家庭手工業通過商業資本家提供的原材料進行生產，這些資本家以純粹商業企業的方式控制生產過程。只有到那個時候，工業生產才明確地並大規模地處在商人的組織領導之下。商人熟悉市場，了解需求的數量和質量；並且能夠保證原材料供給——順便提及，這種供給只包括羊毛、染料，以及有時要加上的織機和梳毛機等家庭手工業所需使用的器具。如果原材料的供給不濟，受到打擊最為嚴重的是那些家庭手工業從業者，他們會暫時失業；但整個過程並不涉及成本高昂的工廠，因而商人也不會因承擔生產責任而招致嚴峻的風險。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裏，這個體系的力量和規模都在逐漸成長，最終在像英格蘭這樣的國家，毛紡織業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並覆蓋了國土的廣泛地區，並且生產都是由布商們來組織。以買賣為生的布商，只是順帶促進了生產——他對生產的促進並不需要另外的動機。在這裏，商品的製造既不涉及互惠互助的態度，也不存在家庭作坊對需求滿足的關切；既沒有手藝人由其勞動創造而生的自豪感，更與公共讚譽所帶來的滿足感無關。所需要的僅僅是赤裸裸的獲利動機，這種動機是以買賣為職業者最熟悉不過的。直到18世紀末期，西歐的工業生產仍不過是商業的一個副產品。
只要機器還只是一種既不昂貴也不特殊的工具，這一狀況就不會改變。能夠在同樣時間內大大增加產量這一點，足以誘使家庭手工業從業者採用機器，以便增加收入，但這一事實本身卻並不一定影響到生產組織。廉價機器是歸工人所有還是歸商人所有，顯然會對雙方地位形成一定影響，並幾乎必然會造成工人收入上的差異︰只是他自己擁有工具，生活就會好過一點；但這並不會促使商人成為一個工業資本家，或者逼使他不得不借錢給工人購買機器。貨物的銷路極少會成為問題；困難一直在於原材料的供應，這種供應布時不可避免地會被打斷。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擁有機器的商人遭受的損失也不是實質性的。完全改變了商人與生產之間關係的，並不是像上述那樣的機器的到來，而是複雜精製的並因而是專門化的機器和工廠的發明。儘管新的生產組織是商人引入的——這是一個決定了整個轉型進程的事實——然而，複雜機器和工廠的使用，以及工廠制度的發展，卻導致商業和工業的相對重要性發生了有利於後者的轉變。工業生產不再是商人通過買賣形式組織起來的商業活動的附屬品；現在它包含了長期投資以及相應的風險。除非生產的連續性得到合理的保證，否則，這樣一種風險是難以承受的。
然而，工業生產變得越複雜，要求保證供給的工業生產要素也就越多。當然，其中的三種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在一個商業社會中，它們的供給只能由一種方式加以組織︰即讓它們變得可以通過購買而獲得。於是，它們必須被組織起來在市場上出售——換言之，它們必須成為商品。將市場機制擴展到這些工業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貨幣——乃是在一個商業社會中引入工廠制度這一舉措不可避免的後果。工業生產的要素必須處在待售狀態。
這與需要建立一個市場體系這種說法是同義的。我們知道，只有通過相互依賴的競爭性市場所保證的自發調節，利潤才有保證。由於工廠制度的發展已經作為買賣過程的一部分而被組織起來，所以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必須被轉變為商品，以便保證生產的持續。當然，它們並不能真正被轉變成商品，因為實際上它們並不是為了在市場上銷售而被製造出來的。但針對它們的這種為市場而生產的虛構卻成了社會的組織原則。在這三者中，有一個尤為突出︰勞動力。作為一個技術性術語，勞動力是指人類本身，只要他不是僱用者而是被僱者；由此，一個自然的推論是，對勞動力的組織將會隨着市場體系的組織變化而變。然而，由於勞動力的組織不過是普通大眾生活形式的另一種說法，這就意味着市場體系的發展必將伴隨着社會組織本身的變化。再往下推，我們不得不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社會必然成為經濟體系的附屬品。
我們曾拿英國歷史上圈地運動所造成的破壞來比照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災難。我們說過，一般而言，經濟進步總是以社會混亂為代價的。如果混亂的程度過大，共同體就必然會在這個進程中被瓦解。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把英國從西班牙式的命運中挽救了出來，方式是通過控制變遷的進程，並將其影響導向相對無害的方向，從而使變遷變得可以承受。但是沒有人能把英國的大眾從工業革命的衝擊中解救出來。對自發性進步(spontaneous progress)的盲目信仰牢牢控制了人們的頭腦，甚至當時最具啟蒙意識的人也像宗教信徒一樣狂熱，一味追求無限止、無約束的社會變遷。人們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衝擊。確鑿無疑的是，若不是保護主義的反向運動阻滯了這個自我毀滅機制的運行，人類社會可能早就煙消雲散了。
由此，19世紀的社會歷史就成為一個雙重運動的結果︰市場組織在真實商品方面的擴張伴隨着它在虛擬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一方面，市場擴展至全球各地，牽涉其中的物品數量增加至讓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種措施和政策所織成的網絡與各種強而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相關的市場行為。顯然，世界商品市場、世界資本市場以及世界貨幣市場在金本位制的庇護下為市場機制提供了空前絕後的動力；但是，一個深層次的運動已經形成，它致力於抵抗市場控制下的經濟所產生的邪惡影響。在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所固有的威脅面前，社會奮起保護自己——這就是這個時代歷史的綜合性特徵。
由此，19世紀的社會歷史就成為一個雙重運動的結果︰市場組織在真實商品方面的擴張伴隨着它在虛擬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一方面，市場擴展至全球各地，牽涉其中的物品數量增加至讓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種措施和政策所織成的網絡與各種強而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相關的市場行為。顯然，世界商品市場、世界資本市場以及世界貨幣市場在金本位制的庇護下為市場機制提供了空前絕後的動力；但是，一個深層次的運動已經形成，它致力於抵抗市場控制下的經濟所產生的邪惡影響。在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所固有的威脅面前，社會奮起保護自己——這就是這個時代歷史的綜合性特徵。
[4] Cunningham, W.,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
第二十一章︰ http://cycloaddition.blogspot.com/2011/12/blog-post_7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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